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docx

目录

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 2

经济结构不断升级 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 8

工业经济跨越发展 制造大国屹立东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 13

能源发展实现历史巨变 节能降耗唱响时代旋律——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 17

环境保护效果持续显现　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加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五 20

服务业风雨砥砺七十载　新时代踏浪潮头领航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六 26

科技发展大跨越 创新引领谱新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七 31

文化事业繁荣兴盛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八 36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不断提升 对发展的关键性作用持续发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九 40

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 城乡面貌显著改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 44

消费市场日益强大 流通方式创新发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一 48

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 现代农业擘画新蓝图——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二 52

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迈出大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 57

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 阔步迈向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 62

扶贫开发持续强力推进 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 67

交通运输铺就强国枢纽通途 邮电通信助力创新经济航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 70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 城市发展阔步前进——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七 75

重大战略扎实推进　区域发展成效显著——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八 80

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就业形势长期稳定——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九 85

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 89

单位数量快速增长 市场活力不断激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一 94

对外经贸开启新征程 全面开放构建新格局——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二 97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三 103

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奋力前行，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

一、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新中国诞生时，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全球第11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达到412119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世界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近三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70万、80万和90万亿元大关，2018年达到90030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175倍，年均增长8.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9.4%，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8%左右，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二）财政实力由弱变强，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建国初期，我国财政十分困难。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62亿元，1978年增加到1132亿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增长，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000亿元。进入新世纪后，财政收入实现连续跨越，2012年达到117254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8年达到183352亿元。1951—2018年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5%，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长13.6%，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外汇储备相当紧张，1952年末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1978年末也仅为1.67亿美元，居世界第38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稳步增加，2006年末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0727亿美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

（三）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影响力日益彰显。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受外来封锁等影响，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较少。上世纪50年代，与前苏联东欧国家一度开展交流；70年代，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交往明显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1980年4月和5月，我国先后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2003年以来，我国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建设自贸区，目前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得到16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以WTO改革为代表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贡献了中国智慧，展现了大国担当。

二、从结构单一到百业兴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基础作用不断加强，工业主导地位迅速提升，服务业对经济社会的支撑效应日益突出，三次产业发展趋于均衡，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一）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善，综合生产能力快速提升。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生产基础单薄，“靠天吃饭”现象明显，粮食产量较低。上世纪60—70年代，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推进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0477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61223万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397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86342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机械化程度持续提高，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其中谷物、肉类、花生、茶叶、水果等产量持续位居世界第一。回首7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吨，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52年的18万千瓦提高至2018年的10亿千瓦，全国耕地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996万公顷扩大到2018年的6810万公顷，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二）工业体系逐步完善，多项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建国之初我国工业部门十分单一，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加工业，大量工业产品依赖进口。新中国成立后，拉开了我国工业化的大幕，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初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之后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宝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进入腾飞期，2012年工业增加值比1978年实际增长38.2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日益增强，并逐步向中高端迈进。2013—201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1.7%和9.5%。目前，我国已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首位。2018年，我国原煤产量为36.8亿吨，比1949年增长114倍；钢材产量11.1亿吨，增长8503倍；水泥产量22.1亿吨，增长3344倍。电子信息产业应运而生，实现快速发展。2018年，移动通信手持机和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分别达到18.0亿台和3.1亿台。

（三）服务业蓬勃发展，满足生产生活需求能力不断提高。建国初期直至上世纪70年代，生产资料行业优先发展，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195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仅为195 亿元，到1978年也只有905 亿元。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随市场繁荣而日益兴旺，进入发展快车道。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469575亿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51.0倍，年均增长10.4%。其中，交通运输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9.0%、10.1%、10.3%和12.0%。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行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保障就业、稳定经济的重要力量。

（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以依赖单一产业为主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建国初期，我国农业占比较高，工业和服务业相对薄弱。1952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0.5%、20.8%和28.7%。上世纪50—70年代，随着工业化建设推进，第二产业比重不断提升。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27.7%、47.7%和24.6%。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业基础巩固加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012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工业、服务业协同发展。2018年，第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7.2%、40.7%和52.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2%、36.1%和59.7%。

三、从瓶颈制约到优势支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实现重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交通邮电快速发展，基础产业地位不断巩固，能源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交通运输发展成就斐然，综合运输网络四通八达。建国初期，我国交通十分落后。建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运输体系建设逐步加快，交通网络日益完善，运输能力和效率明显提升。交通线路长度随现代化建设成倍增长，2012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和公路里程分别比1978年末增长0.9倍和3.8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服务保障能力大幅提升。2018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比1949年末增长5倍，其中高速铁路达到2.9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60%以上，以“四纵四横”为主骨架的高铁网基本形成；公路里程485万公里，增长59倍，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18年末达到14.3万公里；内河航道里程12.7万公里，增长72.7%；定期航班航线里程838万公里，比1950年末增长734倍。

（二）邮电通信水平全面提升，现代信息通信体系加快构建。建国初期，我国邮政通信发展水平很低，邮路总长度仅为70.6万公里，长途明线仅为14.6万对公里。建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邮电通信业规模不断扩大，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信息化网络化后来居上。2018年末，全国邮政营业网点27.5万处，比1949年末增长9.4倍；邮路总长度985万公里，比1978年末增长103%；光缆线路总长度达4358万公里。党的十八大以来，邮电通信全面发展，“宽带中国”建设加快实施，2018年移动宽带用户达13.1亿户，已基本建成全球最大的移动宽带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方兴未艾，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三）能源供给能力大幅提升，基础保障作用日益增强。建国初期，我国能源供给严重短缺。1949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只有0.24亿吨标准煤，远远满足不了国内需求。经过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努力，我国能源供给能力明显增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能源供给体系。2018年我国能源生产达到37.7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58倍。2018年末，全国发电装机容量19亿千瓦，比1978年末增长32.3倍。党的十八大以来，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清洁能源利用大幅增加，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等清洁能源生产比重从2012年的15.3%上升为2018年的23.5%，我国成为全球非化石能源的积极引领者。

四、从城乡分割到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呈现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稳步实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逐步形成，不同地区比较优势有效发挥，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旧貌换新颜。

（一）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建设多姿多彩。建国初期，我国城镇化水平很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0.6%。1978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仅为17.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6%，比1978年末上升41.7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证制度推进实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不断提高。2018年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3.4%，比2012年末提高8.0个百分点。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逐步加速，城市数量持续增加，城镇网络体系不断完善。1949—2018年，城市数量由132个发展到672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由65个增加到297个，县级市由67个增加到375个；建制镇由2000个左右增加到21297个。

（二）农村建设成效显著，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十分落后。随着人口较快增长，农民温饱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农村建设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强，农村交通、通信明显改善。据测算，2018年，全国农村地区有99.9%的户所在自然村通公路，99.9%的户所在自然村通电，99.7%的户所在自然村通电话，98.1%的户所在自然村能接收有线电视信号，95.7%的户所在自然村已通宽带。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美丽宜居乡村加快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2018年，全国农村地区有65.3%的户所在自然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83.6%的户所在自然村垃圾集中处理。

（三）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新的增长极增长带蓄势崛起。建国初期，我国地区差距很大，工业基础薄弱，且都集中在“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城市。上世纪50—70年代，在工业化建设中，生产力布局逐步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率先发展等地区协调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区域发展新空间不断拓展。2018年，东部地区^[1]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2.6%，比1978年上升9.0个百分点。中西部后发优势不断显现。2018年，中部、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1.1%和20.1%，分别比2000年提高1.9和2.7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扎实推进，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形成。

五、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和经贸往来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抓住全球化机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再到共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显著拓展。

（一）贸易大国地位日益巩固，货物贸易规模跃居世界首位。建国初期，我国外贸落后失衡，进出口规模十分有限。1950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11.3亿美元。上世纪50—70年代，进出口略有扩大但仍处于较低水平。197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居世界第29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2018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6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223倍，连续两年居世界首位；服务进出口总额7919亿美元，比1982年增长168倍，居世界第2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多边经贸关系和区域经济合作全面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效果显现。2016—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进出口增速持续快于全部进出口。

（二）引进外资大幅增加，日益成为吸引全球投资的热土。建国初期直至上世纪70年代，我国利用外资渠道单一、规模很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准入不断放宽，投资环境持续优化，引进外资规模大幅增加。2018年，我国实际使用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1350亿美元，比1983年增长146倍，年均增长15.3%，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1979—2018年，累计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20343亿美元。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领域不断拓展，服务业逐渐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点，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2018年达68.1%。

（三）对外投资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参与国际分工能力明显加强。建国以来至上世纪70年代，我国只有少数企业开展对外交流。改革开放以来，外贸迅速发展，带动了企业逐步走出去。进入新世纪，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2018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205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41.3倍，年均增长28.4%。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18年为156亿美元，占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总额的13%。

六、从发展落后到创新驱动，科学教育事业欣欣向荣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教育普及程度逐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人才队伍日益壮大，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一）科技实力显著增强，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建国初期，我国科技发展水平落后，科研人员和机构短缺，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专门科技机构仅有30多个。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自力更生发展科技事业，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体系初步建立，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成果，但科技总体水平仍然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一系列重大科技计划出台，产学研结合不断强化，科技领域投入持续增加，带动创新产出不断扩大。2018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19657亿元，比1995年增长55.4倍；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8%，比1995年提高1.61个百分点，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2018年末，全国有效专利达838万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160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1.5件。我国自2013年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连续6年和8年居世界首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科学、深海探测、超级计算、卫星导航等诸多领域取得重大成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效不断显现。

（二）教育普及程度大幅提高，总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建国初期，我国教育水平低下，人口文化素质差，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全国80%以上人口是文盲。上世纪50—70年代，我国重视发展基础教育。1978年，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义务教育不断完善，高等教育逐步加强，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2018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2%；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2831万人，比1978年增长32倍；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9.6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进展，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达到10340所。教育事业发展有效提升了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人才资源。

七、从相对滞后到全面进步，社会事业繁荣昌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大力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医疗卫生体系逐步完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硕果累累，环境保护日益加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

（一）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国家软实力明显增强。建国初期，我国文化事业发展落后，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广播、图书、报纸等严重不足。上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总体上仍难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体系逐步建立，文化事业实现快速发展。2018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73个，比1949年增长56.7倍；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9.3%；全年出版各类图书95亿册（张），比1950年增长34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文化软实力逐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汉语学习热潮在众多国家兴起。2018年末，全球154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

（二）医疗卫生长足进步，国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曾被称为“东亚病夫”。建国初期，我国医疗卫生水平很低，且大部分医院集中在城镇。上世纪50—70年代，经过努力，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1978年末，我国医疗卫生机构17万个，床位数204万张，卫生技术人员246万人，但医疗卫生事业总体水平依然不高。改革开放以来，公共卫生领域投入不断加大，医疗科技水平迅速提高，医疗卫生体系建立健全。2018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99.7万个，比1949年末增长271倍；卫生技术人员952万人，增长17.8倍。疾病防控能力明显增强，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医疗、医保、医药事业深入发展，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分级诊疗制度逐步建立，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为人民健康撑起牢固保障网，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成效显著。居民预期寿命由建国初的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0岁，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初的200‰下降到2018年的6.1‰，居民健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三）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竞技体育迭创佳绩。建国初期，我国体育发展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上世纪50—70年代，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竞技体育取得突破。1956年，举重运动员陈镜开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959年，容国团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取得长足进步。1984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夏季奥运会，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我国体育代表团所获金牌数首次位列奥运会金牌榜首。1949—2018年，我国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3458个。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全民健身活动广泛开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各种健身场所迅速兴起，有力促进群众体育运动开展。近年来，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6平方米以上，近4亿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我国运动员在各项国际比赛中捷报频传。

（四）环境保护从无到有，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加强。上世纪中叶起，环境保护发端于工业化国家。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重视环境保护特别是“三废”（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治理。1972年，我国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成立了一批环境保护相关机构。改革开放后，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90年代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打响，改善环境质量取得突出成效。2018年，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22.1%，比1978年提高15.5个百分点；全国首批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42%，二氧化硫平均浓度下降68%；十大流域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比2013年下降2.1个百分点。

八、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不断改善民生，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增加居民收入，逐步提供社会保障，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迈向全面小康。

（一）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逐步改善。新中国成立前，经济凋敝，城镇劳动力多数处于失业状态。1949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1808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仅有1533万人，城镇失业率高达23.6%。上世纪50—70年代，通过积极发展经济，我国就业状况逐步改善。1978年末，我国就业人员达到4015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9514万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就业优先政策实施，我国就业总量大幅增加，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2018年末，我国就业人员增加到77586万人，其中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27.6%和46.3%，比1952年末分别提高20.2和37.2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有效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新兴就业岗位不断涌现，第三产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就业形势稳中向好。2013—2018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连续6年超过1300万人。

（二）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之初，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很低。195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98元，人均消费支出仅为88元。由于人口增长快，积累和消费关系不合理等原因，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仅为171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51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28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24.3倍。随着收入较快增长，居民消费能力显著提升，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9853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9.2倍；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降低35.5个百分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增加，居住条件显著改善。2018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彩色电视机拥有量分别达41.0辆、121.3台，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彩色电视机拥有量分别达22.3辆、116.6台，比改革开放初期大幅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2018年已下降至2.69。

（三）社会保障不断加强，织就广覆盖的民生安全网。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保障尚属空白。上世纪50—70年代，开始由国家和单位对城镇职工提供劳保等一定福利，并由集体对农民实行少量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覆盖面持续扩大，待遇水平稳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构建，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2018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1848万人，比1989年末增加36138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9643万人，比1994年末增加11675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23868万人，比1994年末增加22046万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医保。

（四）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对全球减贫事业贡献巨大。新中国成立前，国家积贫积弱，人民贫困如洗。上世纪50—70年代，城乡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农村贫困问题始终突出。按照2010年标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和扶贫开发大力推进，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12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下降至9899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0.2%。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力度进一步加大，精准脱贫政策陆续出台，尤其是脱贫攻坚战大力推进，贫困人口脱贫明显加快。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过去6年共减少8239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7%，过去6年下降8.5个百分点。我国农村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灭绝对贫困，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

风雨砥砺不忘初心，春华秋实继往开来。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勠力同心，奋斗不息，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1]：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经济结构不断升级 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从落后的农业国演进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从温饱不足的贫穷国家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社会，城镇化稳步推进，东中西协调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共生共荣，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

　　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实现了由农业为主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产业基础十分薄弱，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0.5%，农业吸纳了83.5%的就业人口。之后，按照当时环境和现实需要，我国主要实行“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同时配以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促进了工业积累。1978年，农业增加值比重降至27.7%，就业比重降至70.5%。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得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生产力迅速解放和发展，产业结构深刻调整。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提高到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增加值最大的产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三次产业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2018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7.2%、40.7%、52.2%；就业比重分别为26.1%、27.6%、46.3%，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分别比1952年上升23.5和37.2个百分点。

　　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以粮为纲的传统农业转变为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较为单一，种植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1952­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高达85.9%，林、牧、渔业比重分别只有1.6%、11.2%、1.3%。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流通体制等多方面改革逐步实施，鼓励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农业生产逐步多元化。1990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下降至64.7%，林、牧、渔业比重分别上升至4.3%、25.7%、5.4%。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持续完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农业基础更加巩固，农业现代化水平逐渐提高，农业结构调整优化。2018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下降至54.1%，林、牧、渔业比重分别提高至4.8%、25.3%、10.7%。

　　工业体系更加齐全，工业生产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技术水平落后，仅能制造一般吃穿用等生活用品，基本处于手工作业和简单制造状况。建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工业发展的重大政策和专项规划，工业规模由小变大，技术水平由低转高，实现了从产品单一向门类齐全的变化，“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逐渐增强。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全门类的产业配套为工业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航空航天、电子通信、医疗仪器、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蓬勃发展，高铁、核电等重大装备竞争力居世界前列。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3.9%，比1995年提高6.9个百分点。

　　服务业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方兴未艾。改革开放前，服务业主要是一般生活服务业，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比重较高。1952年，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35.9%和14.9%。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大量服务职能从公共部门分离出来，同时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带动服务业多元化发展。2010年，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下降至19.7%和10.3%，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上升为14.1%和12.9%。党的十八大以来，电子商务、数据消费、现代供应链、互联网金融等新技术新模式日新月异，服务业成为创新创业的热点。2018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升至5.2%和6.9%；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70198亿元，比上年增长2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18.4%；销售方式的变化带动快递业务迅猛发展，2018年完成快递业务量507亿件，比上年增长26.6%。

　　二、需求结构持续改善，实现了由需求疲弱向三驾马车协同发力的转变

　　建国初期，居民消费受限，投资资金匮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一般消费拉动，1952年，最终消费率高达78.9%，资本形成率为22.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负。之后，“先治坡、后治窝”，投资明显加快，消费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均快速增长，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200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达到顶峰，为8.6%；2011年，资本形成率达到顶峰，为48.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着力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需求结构逐步合理化。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4.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6.2%；资本形成率为44.9%，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2.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8.6%。

　　消费升级态势明显。改革开放前，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主要用于解决温饱。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高达57.5%和67.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水平大幅提高，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2010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至35.7%和41.1%。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向全面小康大步迈进。201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至27.7%和30.1%；全国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33.0辆，比2013年增长95.3%；每百户助力车拥有量为59.2辆，增长49.9%；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为249.1部，增长22.6%；每百户空调拥有量为109.3台，增长55.3%；每百户排油烟机拥有量为56.4台，增长32.7%；每百户热水器拥有量为85.0台，增长32.4%。

　　投资结构不断改善。改革开放前，由于资金和物资匮乏等原因，有限的投资主要用于重点建设工程和重工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关键性作用持续显现，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产生积极影响。2010年，第三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达56.5%。党的十八大以来，短板领域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在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2018年，第三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为59.0%；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全部制造业投资比重为17.5%，比2014年提高6.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62.0%，比2012年提高0.6个百分点。

　　贸易结构持续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出口商品总额中初级产品占80%以上，进口商品主要是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1978年，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比重仍高达53.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贸易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2018年，出口商品总额中初级产品比重下降到5.4%，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到94.6%。贸易方式经历了从一般贸易为主向加工贸易为主，再向一般贸易为主的转变。加工贸易比重从1981年的6%上升至1998年的53.4%，2018年又降至27.4%。一般贸易比重从1981年的93.5%降至2014年的53.8%，2018年上升至57.8%。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取得积极成效，自贸区建设从无到有，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贸易往来更为紧密。2018年，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达12个，贸易伙伴达200多个，对东盟国家货物进出口占全部货物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2.7%，比2012年提高2.4个百分点。

　　三、区域结构更加协调，新的增长极增长带不断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为改变工业偏集于沿海的局面，我国区域政策强调平衡发展，着重解决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问题。“一五”时期确立了有计划地、均衡地布局工业的指导方针，提出“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来逐步地改变这种不合理，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三线”建设时期，采取“靠山、分散、隐蔽”的工业布局原则，为内地工业化和区域差距的缩小打下了基础。改革开放后，实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针，区域政策强调效率优先，以特区为代表的沿海地区迅猛发展。1999年以来，区域政策再次强调平衡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逐步形成，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区域发展差距趋于缩小。建国70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征，总的来看，当前区域发展差距明显小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时也比世纪之交明显缩小。2018年，全国各省（区、市）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比值为4.5，而1952年为8.1，2000年为10.8；2018年，全国各省（区、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异系数为0.439，而1952年为0.581，2000年为0.68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2012—2018年，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年均增长8.2%和8.5%，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年均增长7.2%和6.1%。

　　产业布局更加平衡。随着工业化建设的推进，我国各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工业布局逐渐优化。1952年，我国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北，两板块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73.8%，中部和西部比重分别只有12.6%和13.6%；工业规模最大的上海和辽宁两地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30.4%。2018年，中部和西部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提升至22.5%和17.8%；工业规模最大的两地区变为广东和江苏，两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为23.4%，明显小于1952年最大两地区的占比，工业区域集中度明显下降。

　　四、城乡统筹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新格局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差距很大，城镇化发展缓慢，城乡处于分割状态。改革开放后，户籍束缚逐渐松绑，城镇化开始加速，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市场界限被打破，带动城乡差距大幅度缩小，一些地区率先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城乡结构进一步优化。

　　城乡发展差距逐渐缩小。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不仅有力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也有效扩展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减轻了农村和农业的人口压力。同时，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三农”投入力度逐渐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逐步形成。2018年末农村公路里程达404万公里，是1978年的6.9倍，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2008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持续缩小，2018年为2.69，比2007年缩小0.46。

　　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前，我国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城镇化进程缓慢。1949年，我国城镇人口仅为5765万人，城镇化率为10.64%，1978年也只有17.92%，近30年的时间内仅提高7.28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1978—2018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8.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9.58%，提高41.66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72个，建制镇数量从2176个增加到21297个。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全面落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速。2012—2018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35.33%提高到43.37%，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由17.24个百分点缩小到16.21个百分点，缩小1.03个百分点。

　　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发展格局初步形成。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镇布局结构不断优化，集聚效应明显增强，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哈长、北部湾等城市群，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部分城市群已经具备强大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城市群内部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增强，城市间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速一体化，产业分工效率持续提高，人才流动、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等多方面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空间载体。

　　五、所有制结构合理调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格局持续巩固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初步形成。改革开放前，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严重不足。改革开放后，随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所有制理论认识逐步加深，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断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支持民营经济，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

　　国有企业改革深入推进，国有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经过“放权让利”“抓大放小”“公司制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和战略调整，国有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但企业实力进一步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企改革持续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国企改革红利逐渐释放。2018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仅占4.9%，但主营业务收入占26.8%，利润总额占28.0%。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120家企业上榜，其中中央企业48家，3家中央企业排名前十，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占我国全部上榜企业营业收入的49.1%，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民营经济比重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企业基本上均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几乎不存在民营经济，1978年公有制经济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00%。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在促进增长、稳定就业、增强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末，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达22.1万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58.3%；主营业务收入为30.6万亿元，占比达30.0%。目前，我国民营企业超过2500万户，对税收贡献超过50%；民营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超过60%；民营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70%；民营企业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率达到了90%，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六、收入分配兼顾公平和效率，实现由平均分配向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居民收入平均化特征十分明显，“吃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广大劳动群众生产积极性没有得到有效释放。改革开放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大幅调整，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兼顾了效率与公平，极大地激发了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思想，在注重提高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将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结构进一步优化。

　　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改革开放前，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单一，城镇居民依靠工资，农村居民依靠工分。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职工工资及得自单位的其他收入合计占城镇居民收入的比重为93.8%；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66.3%来源于集体统一经营。改革开放后，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居民收入来源发生显著变化，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下降，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上升。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降至71.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升至30.8%。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财产净收入成为城镇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净收入占比为10.3%，比2013年提高0.6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占比为60.6%，下降2.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41.0%，比2013年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经营净收入4.4个百分点。

　　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明确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3—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3%，快于人均GDP实际增速0.8个百分点。2016年，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为62.1%，比2011年提高1.3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为52.2%，提高4.7个百分点。

　　脱贫攻坚成效突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地区普遍贫困，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约为97.5%，农村贫困人口规模达7.7亿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10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7.2%，贫困人口降至1.7亿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打响脱贫攻坚战，历经数载砥砺，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迈出了坚实步伐，脱贫攻坚的决定性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2018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7%，贫困人口降至1660万人，均降至2010年的十分之一左右。

　　总之，70年来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70年来致力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下一步，要按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顺应经济发展大势，加快技术创新，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工业经济跨越发展 制造大国屹立东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

　　建国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实现了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工业制造加快向高质量发展推进。新中国工业为我国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富裕安康，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工业经济实现跨越发展，推动我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

　　70年前的旧中国，由于长期战乱，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企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只能生产少量粗加工产品。经过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我国工业成功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大跨越，使我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中国工业为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工业生产突飞猛进，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建国70年来，我国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浪前行。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51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970.6倍，年均增长11.0%。分阶段看，国民经济恢复及“一五”时期（1949-1957年），我国工业生产迅速增长。建国初期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在整个“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增加值保持了年均19.8%的增长速度。“二五”时期至改革开放以前（1958年-1978年），受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等影响，工业建设遭到很大损失。但在部分老一辈革命家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工业经济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总量规模进一步扩大。1978 年，工业增加值162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15.9倍，年均增长11.5%。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焕发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经济规模迅速壮大。199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7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12年突破20万亿大关，2018年突破30万亿元大关，按不变价格计算，2018年比1978年增长56.4倍，年均增长10.7%。我国工业国际影响力发生历史性变化。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现价美元测算，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此以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高达27.0%，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二）工业生产能力迅猛增长，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建国初期，我国只能生产纱、布、火柴、肥皂、面粉等为数甚少的日用生活消费品，经过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生产能力迅猛增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进入世界前列。原煤、钢铁、建材、化工等能源原材料行业已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2018年，原煤产量36.8亿吨，比1949年增长115倍；粗钢产量9.3亿吨，增长5799倍；水泥产量22.1亿吨，增长3344倍；平板玻璃8.7亿重量箱，增长803倍；化肥产量5424.4万吨，增长9040倍。

　　主要消费品行业实现了供应不足向供应充裕的巨大转变。2018年，纱产量2958.9万吨，比1949年增长89.5倍；布产量657.3亿米，增长33.8倍。日用消费品丰富多彩。据轻工联合会资料显示，如今我国钟表、自行车、缝纫机、电池、啤酒、家具、塑料加工机械等100多种轻工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

　　高技术装备类产品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18年，我国手机、计算机和彩电等产品产量分别达18亿部、3.1亿台、1.9亿台，占全球总产量的比重在70%-90%之间；汽车产量为2781.9万辆，连续多年蝉联全球第一；高铁动车组已成中国靓丽名片，走出国门。工业供给能力的增长，为我国国民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工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内主要工业品供应短缺，加上工业发展模式是半封闭型的，仅有少量的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也多以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完备产业基础和综合成本优势，我国对外贸易量质齐升，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1978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仅为168亿元人民币，2018年已达到16.4万亿元，增长979倍。自2009年起，我国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地位。

　　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建国初期，我国出口商品中80%以上是初级产品。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到53.5%，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到46.5%，2000年以后工业制成品上升到90%以上。其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主力。2018年，机电产品出口9.6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接近60%。 同时，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快更新换代，出口产品档次和质量不断提高，家电、皮革、家具、自行车、五金制品、电池等行业已成为我国在全球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行业。

　　（四）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一些技术已从跟跑到领跑。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工业技术能力比较薄弱。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创新驱动战略的指引下，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作为创新主体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高，成为促进我国工业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

　　企业研发力量不断增强。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达10.2万家，比2004年增长5倍，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从2004年的6.2%上升至2017年的27.4%，提高21.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R＆D经费支出12013亿元，比2004年增长9.9倍，研发投入强度（R＆D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 由2004年的0.56%提升至1.06%，提高了0.5个百分点。

　　研发成果日益丰硕。201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93.4万件，比2004年增长29.8倍。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成为第二大国际专利申请国，仅排在美国之后。部分产品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和通讯设备产业方面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多次蝉联全球超算500强榜首。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重要成果，北斗导航进入组网新时代。

　　二、现代工业体系逐步形成，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旧中国，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的加工业。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产业政策，对工业经济内部结构进行了多次重大调整，我国现代工业体系逐步形成，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中优化升级。

　　（一）建立了门类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工业建设，从“一五”开始就将有限的资源，重点投向工业部门，为此后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经过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石油加工、化工、机械、建材、轻纺、食品、医药等工业行业不断由小到大，一些新兴的工业行业如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电子通信工业等也从无到有，迅速发展起来。目前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一个行业比较齐全、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形成。

　　（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建国以来，我国传统工业在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不断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技术改造等实现产业升级、脱胎换骨。如水泥行业2012年底前基本淘汰了机立窑、干法中空窑、立波尔窑、湿法窑，目前新型干法水泥基本全覆盖。截至2017年，中国拥有1715条新型干法生产线，其中日产万吨的生产线有13条。煤炭行业1997年就开始整顿关闭非法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煤矿，同时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2017年，大型煤矿企业的采煤机械化程度提高到96%，掘进机械化程度提高到54%。钢铁行业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冶炼、轧制设备，钢材品种质量提升实现巨大突破，大多数钢材品种的自给率超过了100%。有色金属工业实现了从主要技术装备依赖进口到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和电解铝技术输出国外的转变，落后的自焙槽电解铝生产工艺已经全部淘汰，中厚板高端航空铝材已用于大飞机和军工等领域，高铁用铝材全部实现了国产化。

　　（三）新兴产业不断加快孕育发展。建国初期至90年代，我国工业结构是以钢铁、建材、农副食品、纺织等传统行业为主。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积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加快孕育发展，工业经济不断向中高端迈进。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1.7%、8.1%，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5.5和1.9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3.9%和32.9%。2018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较上年增长8.9%，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2.7个百分点。主要代表性产品增势强劲。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量比上年增长66.2%，生物基化学纤维增长23.5%，智能电视增长17.7%，锂离子电池增长12.9%，集成电路增长9.7%。移动通信、语音识别、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掘进装备等跻身世界前列，集成电路制造、C919大型客机、高档数控机床、大型船舶制造装备等加快追赶国际先进水平，龙门五轴机床、8万吨模锻压力机等装备填补多项国内空白。

　　（四）智能制造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进展加快。一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据工信部材料，截至2018年9月，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67.8%和48.5%。二是“互联网+制造业”新模式不断涌现。截至2018年6月，开展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分别达33.7%、24.7%、7.6%。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在服装、家具等行业加快推广，协同研发制造在汽车、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日益兴起。三是工业互联网发展已迈出实质步伐。工业互联网已经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钢铁、家电、服装、机械、能源等行业，国内具有一定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总数超过了50家，重点平台平均连接的设备数量达到了59万台。

　　三、多种经济成份携手共同发展，经济活力大幅跃升

　　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1978年，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77.6%，集体企业占22.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多种所有制经济携手共同发展。

　　（一）国有企业在优化调整中发展壮大。1952年，我国国有企业^[1]实现利润总额28.2亿元，固定资产原值149亿元。经过建国几十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扩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等艰难探索，国有企业活力、创造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2018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583亿元，比1952年增长658倍；2017年固定资产原值309410亿元，比1952年增长2076倍。国有企业不断优化战略布局，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主导地位。2018年，在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电力生产供应业中，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所在行业的比重分别高达93.2%和91.7%；在石油加工、冶金、有色等重要的原材料工业领域，国有控股工业所占比重在37.0%-61.1%之间。国有企业为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民营经济和私营企业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相关政策的制定经历了一个从探索到完善的过程。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党的十五大 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私营经济一步步由弱到强、逐步成长壮大。2001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3.2万家，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为18.9%，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分别为3.9%、7.7%和6.0%。2018年，私营企业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数量已超过一半，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占比均超过20%。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为我国工业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港澳台同胞积极响应，率先前来投资。1978年，第一位港商广东投资办厂，此后一大批港澳台商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纷纷来内地投资兴业。2018年末，大陆境内规模以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已达2.3万家，吸纳就业人数达956万人，主营业务收入9.9万亿元。港澳台资企业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更为内地输入了先进的理念和管理经验，成为我国工业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四）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979年，我国颁布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加快增长，一些国外大公司、大集团、大财团纷纷以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投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出台了一系列利用外资重大举措，为外商投资企业长期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外商投资由最初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逐步拓展到计算机、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领域。2018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已达2.5万家，吸纳就业人数达931万人，主营业务收入14万亿元。不断开放的中国制造业受益于国外资本、技术和人才的投入，同时也为外资企业持续提供了良好回报。

　　四、不同地区工业总量均实现历史性飞跃，区域经济不断向协调发展推进

　　旧中国的工业主要聚集于东部地区，布局极不平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进行了以大小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地区工业布局大调整。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和政策优惠率先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有所拉大。世纪之交，国家高度重视中西部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不断释放，区域发展协调性逐步增强。

　　（一）东部地区在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对全国工业经济起着压舱石和导向标的作用。1952年，东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就已经超过一半。经过70年的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率先发展，东部地区规模持续扩大，在由速度向质量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2018年东部地区^[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到38089亿元，比1978年增长117倍，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57.4%。2017年东部地区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61.6%。

　　（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对全国工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中西部地区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总体发展水平与东部一直存在较大差距。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振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战略，相关地区工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18年中西部地区实现利润总额分别为13498亿元和12000亿元，较1978年分别增长192倍和147倍；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2764亿元，较1978年增长21倍。

　　（三）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相关地区工业经济质量不断提升。2018年长江经济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46.7万亿元，占全国工业的比重为45.7%，较2014年41.6%的比重，提高了4.1个百分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2017年长江经济带地区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3.2%。部分新兴产业已形成一定的规模集聚效应。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取得积极进展，产业转移协作有序推进，初步形成了京津冀创新协作新模式，一大批跨区域重大产业项目与共建园区陆续落地，为京津冀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四）区域政策趋于精准，区域经济在不断调整中向协调联动推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上更加精准，更加注重跨行政区域、大区域的协调发展，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区域发展差距有所缩小。2018年，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4%，西部地区为6.9%，分别比东部地区快1.8和1.3个百分点，2018年，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工业的比重分别为22.8%和17.5%，与2000年13.9%和11.3%的比重相比，分别提高了8.9和6.2个百分点。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速有所放缓，2016年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3.1%，随着一系列东北振兴的重大改革、重大政策、重大措施的逐步落地，东北工业企稳势头不断巩固。2017年工业增加值增长4.2%，2018年增长6.1%。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有所扭转，不同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加快形成。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人民凭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创造了波澜壮阔、世界瞩目的工业奇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未来，中国工业仍然还有很多山要爬，还有很多坎要过，但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一定会再创新的辉煌，再创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历史奇迹。

注：

[1]国有工业企业的统计范围，2017年、2018年为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1952年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的纯国有工业企业。

[2]东中西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统计范围，2018年为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工业企业，1978年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能源发展实现历史巨变 节能降耗唱响时代旋律——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能源事业沧桑巨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能源生产水平很低，供求关系紧张，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70年后的今天，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显著增强，我国能源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能源生产不断攻坚克难，实现跨越式发展，能源消费不断提高水平，实现历史性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充分把握新时代对能源事业发展的新要求，不断强化各项节能降耗政策落实，我国能源事业取得新进展，能源结构显著优化，节能降耗成效巨大。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能源政策不断完善，有力推动我国能源事业飞跃发展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能源基础十分薄弱。上世纪50-70年代，能源发展得到重视。从“一五”计划至“五五”计划，国家对电力、煤矿、石油等能源工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同时提出节约使用电力、煤炭、石油等。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加强能源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我国更加注重能源发展质量和效率，从“六五”计划到“十五”计划，逐步提出提高经济效益和能源效率，坚持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优化能源结构，积极发展新能源，推动能源技术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资源制约日益加剧、生态环境约束凸显的突出问题，我国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加大节能力度，将单位GDP能耗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连续写入“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相继出台了能源发展“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和《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等纲领性文件，以及《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专项文件。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能源革命”的战略思想，为我国能源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推动能源事业取得新进展。

　　二、能源生产实现跨越式发展，基础性保障作用持续增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能源生产能力不足、水平不高。1949年，能源生产总量仅为0.2亿吨标准煤。经过7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能源生产逐步由弱到强，生产能力和水平大幅提升，一跃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基本形成了煤、油、气、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生产体系，充分发挥了坚实有力的基础性保障作用。2018年，能源生产总量达37.7亿吨标准煤^[1]，比1949年增长157.8倍，年均增长7.6%。

　　主要能源品种生产全面发展。原煤产量1949年仅为0.3亿吨，2018年达到36.8亿吨，比1949年增长114.0倍，年均增长7.1%；原油产量1949年仅为12.0万吨，2018年达到1.9亿吨，增长1574.9倍，年均增长11.3%；天然气产量1949年仅为0.1亿立方米，2018年达到1602.7亿立方米，增长22894.7倍，年均增长15.7%；发电量1949年仅为43.0亿千瓦小时，2018年达到71117.7亿千瓦小时，增长1652.9倍，年均增长11.3%。

　　三、能源消费保持较快增长，用能条件和水平不断改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能源消费整体呈现较快增长态势。1953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仅为0.5亿吨标准煤，2018年达到46.4亿吨标准煤，比1953年增长84.8倍，年均增长7.1%。

　　人均用能水平显著提高。1953年，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仅为93千克标准煤，2018年达到3332千克标准煤，比1953年增长34.8倍，年均增长5.7%。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2]不断下降。1954年，我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高达3.54，2018年为0.50，比1954年弹性系数低3.04，比1954-2005年、2006-2017年平均弹性系数分别低0.49、0.01。

　　四、能源结构大幅优化，清洁低碳化进程不断加快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我国能源总量不断发展壮大、用能方式加快变革，能源结构持续大幅优化改善，清洁低碳化进程不断加快。

　　生产结构逐步向清洁化转变。受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多煤少油缺气”特点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原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高达96.3%，其他品种原油仅占比0.7%，水电占比3%。70年来，原煤占比在波动中持续下降，2018年下降到最低的69.3%；原油占比稳步提高到1976年最高的24.8%后逐步下降，2018年下降到7.2%；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等清洁能源占比总体持续提高，天然气由1957年最低的0.1%提高到2018年最高的5.5%，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由1949年的3.0%提高到2018年最高的18.0%。

　　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改善。受资源禀赋特点影响，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始终保持第一，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由1953年的94.4%下降到2018年最低的59.0%；石油占比在波动中提高，由1953年最低的3.8%提高到2018年的18.9%；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等清洁能源占比总体持续提高，天然气由1957年最低的0.1%提高到2018年最高的7.8%，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由1953年的1.8%提高到2018年最高的14.3%。

　　五、能效水平显著提升，单位GDP能耗不断下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我国能源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能源技术装备突飞猛进发展，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推动能源系统不断优化，能效水平得到显著提升，2018年单位GDP能耗比1953年降低43.1%，年均下降0.9%。从单位GDP能耗指标值（GDP按2018年价格计算）来看，由1953年的0.91吨标准煤/万元逐步上升到1960年最高的2.84吨标准煤/万元后逐步下降，70年代开始又逐步上升后，基本呈现稳步下降态势，2018年下降到最低的0.52吨标准煤/万元；从单位GDP能耗降低率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前波动较大，多数年份为上升，改革开放之后基本保持下降态势。

　　六、“十一五”以来能源发展进入新阶段，节能降耗取得巨大成效

　　“十一五”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节能降耗工作，陆续出台多项节能降耗政策措施，不断加强节能减排体制、机制、法制和能力建设，切实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降耗，通过加快产业调整、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能源结构和推进节能型社会建设等方式，促使我国能源发展进入新阶段，节能降耗取得巨大成效。

　　能源生产由传统能源加速向新能源转变。“十一五”以来，我国能源生产发生巨大变革，发展动力由传统能源加速向新能源转变，能源结构由原煤为主加速向多元化、清洁化转变。原煤、原油等传统能源生产增速明显放缓，占比大幅下降：2005-2018年，原煤产量年均增长3.5%，比1949-2005年年均增速回落4.5个百分点，占能源生产总量比重2018年比2005年下降8.1个百分点；原油产量年均增长0.3%，年均增速回落13.7个百分点，占比下降4.1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新能源（风电、太阳能及其他能源）等清洁能源加速发展，占比不断提高：天然气产量年均增长9.5%，占比提高2.6个百分点；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产量年均增长10.2%，占比提高9.6个百分点。

　　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清洁低碳化趋势加快。“十一五”以来，我国能源消费革命不断深化，用能方式不断变革，清洁低碳化进程显著加快，品种结构继续优化，利用效率高、污染小的清洁能源消费比重进一步提高，能源消费得到有效控制。2005-2018年，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4.5%，比1980-2005年年均增速回落1.5个百分点。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消费增速减缓：煤炭消费年均增长3.7%，年均增速回落2.0个百分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2018年比2005年下降13.4个百分点；石油消费年均增长5.0%，年均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占比提高1.1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新能源（风电、太阳能及其他能源）等清洁能源消费高速增长，占比大幅提高：天然气消费年均增长14.8%，年均增速加快9.9个百分点，占比提高5.4个百分点；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消费年均增长9.9%，年均增速加快1.2个百分点，占比提高6.9个百分点。

　　节能降耗取得巨大成效。“十一五”以来，在各项节能降耗政策措施的大力推动下，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国单位GDP能耗整体呈现下降态势，2005-2018年累计降低41.5%，年均下降4.0%，比1952-2005年年均降幅扩大3.9个百分点，节能降耗取得巨大成效。“十一五”时期，单位GDP能耗2010年比2005年降低目标为20%左右，实际下降19.3%；“十二五”时期，单位GDP能耗2015年比2010年降低目标为16%以上，实际下降18.4%；“十三五”时期，单位GDP能耗2020年比2015年降低目标为15%，2018年比2015年已下降11.4%。

　　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应对气候变化提上议程，能源治理体系加速重构，新一轮能源革命蓬勃兴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能源转型变革任重道远，传统能源产能结构性过剩问题仍较突出，发展质量和效率亟待提升，节能降耗面临阶段性压力，有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完成“十三五”单位GDP能耗降低15%的目标，仍需继续努力。“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推动能源革命的蓄力加速期，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遵循能源发展“四个革命、一个合作”战略思想，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着力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注：[1]本文中2018年数据为初步核算数。

　　[2]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

环境保护效果持续显现　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加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五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环境保护事业有序发展，污染治理成效不断显现；生态文明理念逐步确立，生态环境状况持续好转，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强化，生态文明理念开始确立

　　7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加速推进，我国的环境问题逐渐累积显现，党和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及时确立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建立并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度体系，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环境法制建设不断完善，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道路。

　　（一）上世纪70年代后，环境保护理念初步形成

　　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孕育，上世纪70年代正式拉开帷幕。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的职能范围，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第一个里程碑。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将“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写入宪法，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环境保护政策和制度不断完善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随着工业生产和城市发展规模扩大，我国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愈发重视，国家及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和制度，环境保护事业步入有序发展时期。“六五”期间，环境保护首次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七五”期间，我国发布首个五年环境规划——《“七五”时期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从此环境保护成为国民经济与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八五”期间，我国提出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九五”期间，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十五”期间，党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2002年第一部循环经济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制定出台，标志着我国污染治理模式由末端治理开始向全过程控制转变。“十一五”期间，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国家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力度，强化资源管理，建立了节能降耗、污染减排的统计监测及考核体系和相关制度。

　　（三）新世纪以来，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十二五”期间，环境保护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世界文明形态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党的宗旨责任、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野，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战略，推动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概括了生态文明的主要内涵，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整体系统观、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和世界携手共谋全球生态文明的共赢全球观，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核，是新时代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有力推动了我国生态文明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相继出台，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制定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分别简称“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订施行，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党的十九大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着眼未来，进一步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作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了全面部署，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时代。

　　二、环境保护扎实推进，生态状况逐步改善

　　70年来，随着环境保护理念的深化，国家不断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大荒漠化治理力度，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加强自然保护区保护，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逐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生态保护和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一）环境保护投入跨越式增长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环境状况变化，我国环境保护投入不断增长，特别是从“十五”时期开始，国家积极拓宽环境保护投资渠道，提高资金保障水平，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有力推动了环境保护工作全面开展。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大幅提升。80年代初期，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每年为25-30亿元，到80年代末期年度投资总额超过100亿元，“九五”期末投资总额达到1010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突破1%。“十五”期末，投资总额达到2565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7%；“十一五”期末，投资总额达到7612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84%；“十二五”期末，投资总额达到8806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28%。

　　2017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9539亿元，比2001年增长7.2倍，年均增长14.0%。其中，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6086亿元，增长8.3倍，年均增长14.9%；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682亿元，增长2.9倍，年均增长8.9%；当年完成环境保护验收项目环境保护投资2772亿元，增长7.2倍，年均增长14.1%。

　　（二）林业生态建设效果显著

　　林业投资持续增加。2017年，全国林业投资完成额为4800亿元，比2012年增长43.6%。其中，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2016亿元，增长25.7%；林业支撑与保障投资614亿元，增长175.6%；林业产业发展投资2008亿元，增长144.6%。

　　植树造林工作成果丰硕。2018年，全国完成造林面积707万公顷，比2000年增长38.5%；其中，人工造林面积360万公顷，占全部造林面积的50.9%。2019年2月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从2000年到2017年全球新增的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居全球首位，其中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中国巨大的人工造林面积。

　　森林覆盖率不断提高。根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2009-2013年）结果，全国森林面积2.1亿公顷，森林覆盖率21.6%，森林蓄积151.4亿立方米。与第一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1973-1976年）相比，森林面积增加0.9亿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8.9个百分点，森林蓄积增加64.8亿立方米。

　　（三）自然生态保护不断加强

　　自然保护区迅速增加。2017年，全国自然保护区达2750个，比2000年增加1523个；自然保护区面积14717万公顷，比2000年增长49.9%。

　　湿地保护体系逐步形成。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湿地自然保护区为主体，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小区并存，其他保护形式为补充的湿地保护体系。2013年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湿地总面积5360万公顷，湿地率5.6%。纳入保护体系的湿地面积2324万公顷，湿地保护率达43.5%。与2003年首次湿地资源调查结果同口径相比，湿地面积减少340万公顷，减少8.8%；受保护湿地面积增加526万公顷，湿地保护率提高13.0个百分点。

　　水土流失治理力度持续加大。2017年，全国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2584万公顷，比2000年增加4488万公顷；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90万公顷，比2003年增长6.5%。

　　荒漠化沙化趋势逐年好转。根据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截至201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1.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2%；沙化土地面积172.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9%。与1999年完成的第二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相比，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6.2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减少2.2万平方公里。自2004年第三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以来，连续三次监测结果均显示荒漠化沙化面积呈持续缩减趋势。

　　三、污染防治强力推进，治理成效日益彰显

　　70年来，我国污染防治意识逐步加强，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陆续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主要污染物减排的制度、政策和措施，环境污染防治力度不断加大，防治成效日益显现，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和明显改善。

　　（一）主要污染物减排效果不断显现

　　污染减排既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改善民生的重要目标，也是改善环境质量、彻底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1986年国家出台了《关于防治水污染技术政策的规定》，明确提出“对流域、区域、城市、地区以及工厂企业污染物的排放要实行总量控制”，成为我国污染总量控制制度的起源。“九五”期间，首次制定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对12项污染物指标实行排放总量控制，并层层分解落实，以排污申报登记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为抓手，大力推动总量控制计划的全面实施。

　　“十五”期间，污染减排形势十分严峻。我国开始将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纳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对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6种主要污染物排放提出了控制目标。2005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2549万吨，比2000年增长27.8%。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两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我国节能减排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三大措施，加快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和燃煤电厂脱硫设施等治污减排工程，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实施污水处理收费、脱硫电价等有效政策措施，污染减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10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2185万吨，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1238万吨，比2005年分别下降14.3%和12.5%，超额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将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扩大至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四种主要污染物，提出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减少8%、10%、8%、10%的约束性目标。2015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2224万吨，氨氮排放量230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1859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1851万吨，分别比2010年下降12.9%、13.0%、18.0%和18.6%，均超额完成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十三五”规划纲要继续将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四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列为约束性指标。2018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比2017年下降3.1%、2.7%、6.7%和4.9%，均完成2017年排放总量降低目标。

　　（二）大气污染防治提速发力

　　2013年，国务院印发“大气十条”，提出了10条35项综合治理措施，重点行业整治、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机动车污染治理等全面推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以上，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累计下降18%。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全面开展，“大气十条”目标全面完成，全国环境空气质量进一步提高，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

　　全国空气质量逐年提高。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121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35.8%，比2015年提高14.2个百分点。338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79.3%，比2015年提高2.6个百分点；重污染及以上天数比例为2.2%，比2015年降低1.0个百分点。

　　城市颗粒物浓度逐步下降。2018年，全国338个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平均浓度为71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18.4%；PM2.5年平均浓度为39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22.0%；PM2.5未达标城市（基于2015年PM2.5年平均浓度未达标的262个城市）年平均浓度43微克/立方米，比2017年下降10.4%。

　　重点区域细颗粒物浓度显著下降。2018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PM2.5平均浓度分别比2013年下降了48%、39%和32%。北京市PM2.5大幅下降，从89.5微克/立方米下降到51微克/立方米，下降43%。

　　温室气体排放大幅降低。2018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降低45.8%，提前完成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45%的目标，为实现中国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并争取尽早达峰奠定了坚实基础。

　　酸雨区面积明显减少。酸雨污染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地区。2018年，全国酸雨区面积约53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5.5%，比2013年降低5.1个百分点，酸雨区面积呈逐年减小趋势。

　　（三）水污染防治稳步推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陆续颁布了《水污染防治法》《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等一系列法规和标准，制定并实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发布“水十条”，出台《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年）》，切实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通过水陆统筹、河海兼顾，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水污染防治工作进展良好。

　　地表水水质总体向好。2018年，全国地表水1935个水质断面（点位）中，Ⅰ～Ⅲ类比例为71.0%，比2016年上升3.2个百分点；劣Ⅴ类比例为6.7%，比2016年下降1.9个百分点。

　　河流水质不断改善。2017年，全国24.5万千米的河流水质状况评价结果显示，全年Ⅰ～Ⅲ类水质河长占78.5%，Ⅳ～Ⅴ类水质河长占13.2%，劣Ⅴ类水河长占8.3%。其中，Ⅰ～Ⅲ类水质河长比例比2016年上升2.1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河长比例下降1.5个百分点。

　　湖泊水质有所改善。2017年，全国123个湖泊共3.3万平方公里水面水质评价结果显示，全年总体水质为Ⅰ～Ⅲ类的湖泊有32个，Ⅳ～Ⅴ类湖泊67个，劣Ⅴ类湖泊24个，分别占评价湖泊总数的26.0%、54.5%和19.5%。其中，Ⅰ～Ⅲ类水质湖泊占比较2016年上升0.9个百分点。

　　近岸海域水质稳中向好。2018年，全国近岸海域417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74.6%，三类海水占6.7%，四类、劣四类海水占18.7%。其中，一、二类海水占比较2016年上升1.2个百分点，四类、劣四类海水占比上升2.4个百分点。

　　（四）土壤污染防治逐步开展

　　土壤污染防治政策陆续发布。2016年，国务院印发“土十条”，是我国土壤污染治理的首个纲领性文件，对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之后陆续出台了《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农用地土壤管理办法（试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等。201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推进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认真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并规定每十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

　　首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全面开展。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我国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

　　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大力实施。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2018年，全国固体废物进口总量2263万吨，较上年减少46.5%；严厉打击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行为，“清废行动2018”挂牌督办的1308个突出问题中1304个完成整改；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和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达标排放，存在问题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在2018年全部完成整改，净土保卫战有序稳步推进。

　　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城乡生活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70年来，我国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经历了从零起步到迅速发展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力度的持续加大，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日益改善。

　　（一）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水平显著提升

　　环境基础设施投资^[1]快速增长。2017年，我国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6086亿元，比2001年增长8.3倍。其中，燃气投资567亿元，增长5.9倍；集中供热投资778亿元，增长7.6倍；排水投资1728亿元，增长6.1倍；园林绿化投资2390亿元，增长12.2倍；市容环境卫生投资623亿元，增长9.8倍。

　　环境基础设施水平持续提高。2017年，城市污水处理率为94.5%，比2000年提高60.2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97.7%，提高39.5个百分点^[2]；用水普及率98.3%，提高34.4个百分点；燃气普及率96.3%，提高50.9个百分点；集中供热面积83.1亿平方米，增长6.5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40.9%，提高12.7个百分点；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0平方米，增长2.8倍。

　　（二）农村人居环境逐步改善

　　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开展村庄环境整治，重点治理农村垃圾和污水，推动农村家庭改厕，农村人居环境日益得到改善。

　　2017年，全国建制镇污水处理率49.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1.2%，供水普及率88.1%，燃气普及率52.1%。全国乡污水处理率17.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23.6%，供水普及率78.8%，燃气普及率25.0%。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81.7%，比2000年提高36.9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奋斗下，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和长足进步，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形势依旧严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我们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打好打胜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注：　[1]城镇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城市和县城环境基础设施投资。

　　[2]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与2001年相比，提高39.5个百分点。

服务业风雨砥砺七十载　新时代踏浪潮头领航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服务业规模日益壮大，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质量效益大幅提升，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一、服务业规模日益壮大，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

　　新中国成立70年，是服务业快速成长的70年。1952-2018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从195亿元扩大到469575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年均增速达8.4%，比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高出0.3个百分点。

　　（一）改革开放前，服务业在波动中发展成长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服务业处于辅助和从属地位。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增长不稳定，服务业与经济运行趋势基本一致，在波动中发展成长。1952-197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195亿元增长到905亿元，年均增长5.4%，比GDP年均增速低0.8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低5.6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偏低，1978年末，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24.6%，排在三次产业最末位，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分别低3.1和23.1个百分点。

　　（二）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拉开序幕，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这一时期，服务业各领域改革稳步推进，行业准入门槛不断降低，服务业发展速度较快，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78-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905亿元增长到244852亿元，年均增长10.8%，比1952-1978年均增速快1倍，比GDP年均增速高0.9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低0.5个百分点。198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一产业，2012年超过第二产业，上升至45.5%。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发展进入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来培育和促进服务业新经济、新动能的发展壮大，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服务业发展进入新阶段。2012-201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244852亿元增长到469575亿元，年均增长7.9%，高出GDP年均增速0.9个百分点，高出第二产业1.3个百分点。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6年提高了6.7个百分点，2015年超过50%，2018年达到52.2%，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

　　二、服务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对经济发展影响力日益凸显

　　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实力日益增强，对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经济增长、就业、外贸、外资等方面发挥着“稳定器”作用。

　　（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稳步提升

　　改革开放前，我国服务业基础薄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1978年底，服务业对当年GDP贡献率仅为28.4%，低于第二产业33.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企业、居民、政府等各部门对服务业需求日益旺盛，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1978-2018年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提升了31.3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对GDP贡献率呈现出加速上升趋势，6年提高14.7个百分点，接近改革开放40年增幅的一半，2018年达到59.7%，高出第二产业23.6个百分点。

　　（二）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增强

　　改革开放前，工业、农业是我国吸纳就业的主体，1953-1978年服务业就业人员年均增速虽然达到3.7%，但比重相对较小，1978年服务业就业人员占比仅为12.2%，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分别低58.3和5.1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在城镇化建设带动下，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和新增劳动力进入服务业，服务业就业人员连年增长。1979-2018年，服务业就业人员年均增速5.1%，高出第二产业2.3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后，服务业继续保持4.4%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增加就业人员1375万人。2018年底，服务业就业人员达到35938万人，比重达到46.3%，成为我国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

　　（三）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不断上升

　　改革开放前，除了对外援建项目和少数外国友人来华旅游外，对外服务较少。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开展国际间经济、技术、学术、文化等合作交流，服务贸易规模快速提升。1982-2018年，服务进出口总额从47亿美元增长到7919亿美元，年均增长15.3%，比货物进出口总额^[1]年均增速高出1.3个百分点。2016年，我国服务进、出口规模在世界排名分别位列第2位和第5位。2018年，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14.6%，较1982年提升了4.5个百分点，越来越接近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服务出口额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017年、2018年服务出口额分别比上年增长8.9%和16.9%，高于服务进口额当年增速5.5和4.7个百分点。

　　（四）服务业吸引外资能力大幅增强

　　改革开放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1983-2018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从9.2亿美元增长到1383亿美元，年均增长15.4%。从投资方向看，2001年以前，外商主要投资于制造业；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对外资的限制进一步放开，投资于服务业的外资比例大幅上升。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中，服务业仅占24.7%，2011年这一比例已经超过50%，2018年达到68.1%，服务业已经成为外商投资的首选领域。

　　三、服务业转型升级有序推进，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新中国成立70年，服务业实现了由门类简单、地区差异低、单一公有制向门类齐全，区域协调、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转变。服务业产业结构、行业结构日趋协调优化，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一）传统服务业加速升级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服务业部门构成简单，内容及形式比较单一。1952年服务业各部门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35.9%、14.9%和7.5%，总和接近60%，构成服务业主体。经过70年建设，服务业门类更加齐全，各部门发展更趋均衡。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比重不断下降，2018年分别为17.9%、8.6%和3.4%，总和已不足30%，较新中国成立初期比重下降近一半。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对经济支撑作用逐渐增强，2018年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14.7%、12.7%，较1952年上升了8.7和5.6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更是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大，2018年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分别达到6.9%和5.2%，按不变价计算，近3年年均增速更是高达23.4%和9.9%，成为助推服务业持续增长的新动能。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加速转型升级，纷纷依托新技术发展电子商务、网络订餐、网上零售等新业务新商业模式。2015-2018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速分别为17.8%、28.8%；2018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18.4%。

　　（二）服务业区域结构不断优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地区间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不大，主要为满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基本生活提供服务。改革开放后，各地区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进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服务业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和阶段性特征。2018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的地区共有15个。其中，北京、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达到81.0%和69.9%，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随着服务业的不断壮大，地域集聚和行业集聚趋势初步显现。从区域上看，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2018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北京、上海服务业增加值绝对额位列全国前6位，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45.6%；从行业上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集聚度相对较高，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3]中，两个门类营业收入排名前3位的省份营收之和已经超过全国总量的50%。

　　（三）服务业所有制结构日益多元

　　改革开放前，服务业一直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服务业中快速成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放宽金融业等行业市场准入和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服务业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2018年底，全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私人控股企业数量占比超过65%，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占比分别接近35%和45%；港澳台和外商控股企业数量占比虽不足5%，但营业收入占比已超过13%。

　　（四）服务业发展效率稳步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后，一系列助推服务业发展的改革措施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私人办企业难度，财税体制改革减少了服务业企业税收负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掀起了全社会创业创新热潮，“放管服”改革优化了营商环境。据工商和税务部门数据显示，2018年，服务业日均新登记注册企业接近1.5万家，全年服务业新登记注册企业占工商新登记注册企业的比重接近80%；服务业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5%，高于第二产业3.1个百分点，占到税收收入总量的56.8%。服务业发展环境的不断改善，增强了服务业企业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服务业生产效率稳步提升。2018年，我国服务业全员劳动生产率^[4]较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和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分别提高了10.7倍和7.1倍。

　　四、服务业新动能加快孕育，新产业新业态亮点纷呈

　　新中国成立70年，服务业积极适应时代变化，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新动能茁壮成长，服务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

　　（一）生产性服务业步入快速成长期，支撑制造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党的十八大以来，制造业企业为提升核心竞争力，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日趋迫切。而新一轮税改及时打通了二、三产业间税收抵扣链条，有力促进了制造业、服务业的分工细化和融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得以快速成长。2016-2018年，规模以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3.3%，高于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年均增速0.5个百分点。其中，与制造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发展势头较快。2018年，规模以上工程设计服务、质检技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法律服务和广告服务企业营业收入较上年分别增长18.0%、10.3%、25.1%、20.1%、17.5%和17.5%。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壮大，为制造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更多的专业服务支持，有力促进了我国产业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加速转变。

　　（二）互联网行业跃入高速增长期，深刻改变社会生产生活方式

　　20世纪90年代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后，互联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快速成长。2008年后，随着智能手机以及3G、4G通讯网络的推广普及，互联网开始迅速渗透到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互联网上网人数大幅攀升。2018年底，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8.3亿人，移动电话普及率达112部/百人，分别是2008年的2.8倍和2.3倍。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成熟，互联网与国民经济各行业融合发展态势正在加速成形，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共享经济、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加速重构经济发展模式。2012-2018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从11929亿元增长到32431亿元。2014-2018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到32.8%和21.2%，远超规模以上服务业11.1%的年均增速。

　　（三）“幸福产业”迈入蓬勃发展期，助推公共服务量质齐升

　　新中国成立70年，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社会服务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大幅改善。2018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9万所，其中普通高校2663所，是1949年的13倍；各类医疗卫生机构99.7万个、床位840万张，分别是1949年的272倍和98.9倍；公共图书馆3176个、文化馆（站）44464个，分别是1949年的57.7倍和49.7倍；社会服务床位782万张，是1978年的48倍。2017年全国体育场地已超过195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66平方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2008年全面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十二五”时期初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2018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9.4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达13.4亿人，建成世界上最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服务领域建设，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蓬勃发展。2017年，旅游及相关产业、文化及相关产业、体育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37210亿元、34722亿元、7811亿元，比上年增长12.8%（未扣除价格因素，后同）、12.8%、20.6%，占当年GDP比重分别达到4.53%、4.23%、0.95%。2016-2018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健康服务业、养老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3.3%和28.1%，我国公共服务规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

　　回首新中国成立70年，服务业发展取得累累硕果。展望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国家创新实力稳步提升，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服务业发展规模、发展质量、发展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服务业综合实力会大幅增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注：

[1]使用美元计价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计算。

[2]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具体划分方法参见国家统计局《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

[3]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统计范围包括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不含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或年末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

[4] 服务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服务业增加值（按不变价计算）与服务业就业人员的比值。

科技发展大跨越 创新引领谱新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七

　　新中国的成立点燃了中华民族科技复兴的希望。70年来，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到改革开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从跨越新世纪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到党的十八大后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到确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不懈努力，中国科技实力伴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壮大，实现了从难以望其项背到跟跑、并跑乃至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并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一、奠定基础，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从零开始起步。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在“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方针指引下，国家初步建立了由政府主导和布局的科技体系，打破封锁，发奋图强，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自强的灵魂。

　　（一）科技体系初步布局

　　新中国诞生之初，国家百废待兴，科技基础更是极为薄弱，亟待改善。1949年，以中国科学院成立为代表，各地区各部门相继开始布局建立一批科学研究机构。1956年，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召开全国科技大会，制定了国家首个科技发展长远规划——《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专题研究部署科技发展问题，拟定了多项当时发展急需的重大科技任务，成为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至“文革”以前，全国科研机构已经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30多个增加到1700多个，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从不足500人增加到12万人，初步形成了由中科院、高校、产业部门、地方科研单位和国防部门五方面组成的科学技术体系。

　　（二）拼搏精神影响深远

　　新中国的建立，激发了大批海外学子的殷殷报国心，以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等为代表的海外专家学者破除一切艰难险阻，怀抱对祖国的浓浓感情，纷纷归国效力，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者已经达到3000多人，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全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他们中大多数人成为了新中国各个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带领着全国科研人员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科技奇迹，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首创成果举国振奋

　　这一时期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下，迅速涌现出了一批追赶世界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试制成功。随后，半导体三极管、二极管相继研制成功；1959年，李四光等人提出“陆相生油”理论，打破了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说；1960年，王淦昌等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第一枚自行设计制造的运载火箭发射成功；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7年，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70年代初期，陈景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这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重要成就，在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砥砺前行，科技事业在改革中发展壮大

　　“文革”期间，我国科技事业受到了极大冲击，发展陷入停滞。改革开放犹如一场及时雨，涤云荡雾，我国科技事业由乱到治，由衰到兴，迎来了新的春天。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使全国上下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目标。此后一系列科技规划、计划相继实施，科技体制改革大幕开启，科技实力伴随经济发展同步壮大，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科技规划相继出台

　　改革开放后，为尽快改变科学技术落后状况，中央审时度势，对科技发展进行全面系统规划。1978年，国家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8个发展领域和108个重点研究项目，为新时期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随后，《1986-2000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编制完成，首次强调了科技发展要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促进了技术成果在生产建设中的应用。上世纪80和90年代，国家又相继研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1991-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等，进一步明确了未来我国科技发展的前景和方向。这一系列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成为改革开放后直接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向前发展的驱动器。

　　（二）重大计划顺利实施

　　为保证各项科技规划落地生根，加强对科技活动的管理和引导，有效配置科技资源，国家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科技计划。如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计划、集中解决重大问题的科技攻关（支撑）计划、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面向农村的星火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国家累计向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计划投入资金超过310亿元，科技攻关（支撑）计划投入近700亿元，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累计安排资金约350亿元。各项计划顺利实施，成为这一阶段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标签，也为科技事业的不断进步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原有的科技体制在新的历史时期已难以适应发展需要，科技体制改革势在必行。1985年，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此后相继推出了科技拨款制度改革、科研机构改革、高等教育改革等重大制度改革举措；制定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以及自主创新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探索形成了科学基金制、科研课题制以及技术合同制等先进科研管理机制。创建了科技园区，开辟了技术市场，优化了科研资源布局，有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产生、推广和应用，加速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结合。时至今日，科技体制改革仍在不断深化和完善，改革为我国科技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内生动力。

　　（四）科技支撑作用不断彰显

　　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我国科技力量结构和布局得到优化的同时，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大幅提升。这一时期，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新兴产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科技能力持续增强，重大产品、重大技术装备和重大科学设备的自主开发能力以及系统成套水平明显提高，有力地支撑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奥运会、世博会等重大工程建设和举国盛事，“中国制造”走遍世界。科技在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专业服务、促进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在应对和处置传染病疫情、地质灾害、环境污染、国防安全等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三、创新引领，迈向科技强国新征程

　　进入新世纪以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我国科技发展再次面临重大机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科技发展再次提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绩，实现了从过去的追踪跟跑逐步向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转变，踏上了从科技大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

　　（一）科技投入大幅增加

　　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使我国科技创新队伍不断壮大；改进项目管理评价机制、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等政策使科研人才培养、使用和激励机制不断完善。2018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总量为419万人年^[1]，是1991年的6.2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已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研发经费规模和强度实现历史性突破。随着经济实力跃升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实施，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快速增长，2018年达19657亿元，是1991年的138倍，1992-2018年年均增长20.0%，远超同时期按现价计算的GDP年均增速。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更是屡创新高，2014年首次突破2%，2018年提升至2.18%，超过欧盟15国^[3]平均水平。按汇率折算，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为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证。

　　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加大。2017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为8383.6亿元，是1980年的130倍，1981-2017年年均增长14.1%。一系列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政策实施效果凸显。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的企业分别达到2.44万家和2.42万家，分别是2009年的3.3倍和3.5倍，减免金额分别达到570亿元和1062亿元，对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展研发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科技产出量质齐升

　　科学论文成果丰硕。2018年，国外三大检索工具《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技会议录索引（CPCI）》分别收录我国科研论文41.8万篇、26.6万篇和5.9万篇，数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一和第二位。论文质量大幅提升，根据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论文被引用情况，2018年我国科学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二位。

　　专利发明量大幅提升。2018年，我国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别为432.3万件和244.8万件，分别是1991年的86倍和98倍。专利质量得到同步提升。以最能体现创新水平的发明专利为例，2018年，发明专利申请数达154.2万件，占专利申请数比重为35.7%，比1991年提高12.9个百分点；平均每亿元研发经费产生境内发明专利申请70件，比1991年提高19件，专利产出效益得到明显提高。

　　知识产权产出取得长足进步。经过多年的深耕厚植，我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产出大国。截至2018年底，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8年居世界首位；当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二位。2018年，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达737.1万件，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我国申请人提交马德里体系商标申请量排名世界第三；全年著作权登记量突破345.7万件，作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量分别达到235.2万件和110.5万件。

　　（三）重大成果举世瞩目

　　原始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我国高度重视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2018年基础研究经费为1118亿元，是1995年的62倍，1996-2018年年均增长19.6%。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计划支持下，我国在量子科学、铁基超导、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CIPS干细胞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王贻芳研究员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潘建伟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位列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榜首。

　　高技术领域捷报频传。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等的支持下，我国高技术领域硕果频传。神舟飞船与天宫空间实验室在太空交会翱翔；北斗导航卫星实现全球组网；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海斗号无人潜水器创造最大深潜纪录；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第四代隐形战斗机和大型水面舰艇相继服役。国产大飞机、高速铁路、三代核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一批在世界上叫得响、数得着的重大成果。

　　科创基地和平台建设如火如荼。科研基础条件大为改善，新建了中国散裂中子源、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科学”号海洋科考船、JF12激波风洞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规范管理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截至2018年底，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达501个，已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217个。

　　（四）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广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极大激发了全社会的创业创新热情，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2018年，我国日均新设企业1.8万户，加上个体工商户等各类市场主体日均新增5.9万户。截至2018年底，全国各类市场主体已达1.1亿户，越来越多的创客、爱好者以及普通民众参与到创业创新的大潮中来。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面增强。各类企业作为科技创新投入和产业化活动的主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我国研发经费中企业资金达到1.35万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76.5%。据对74.9万家规模以上企业开展调查，有29.8万家当年开展了创新活动，占比达39.9%。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累计认定国家级企业（集团）技术中心1480家。创新能力已成为各类企业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

　　区域创新梯次联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区域创新发展的主阵地。高新区数量已由1990年的27个发展到2018年的168个，区内企业数由1600家增加到11.7万家，实现了与国家创新城市、自主创新示范区互动互补、互联互通。此外，上海、北京两个全国科创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各具特色。千年大计雄安新区将引领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度，成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外又一区域创新的典范。

　　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加快发展。科技体制改革活跃了技术市场交易，极大促进了科技创新资源合理利用和成果转化。2018年，全国技术市场成交合同41.2万项，涉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服务等方面，成交总金额达17697亿元，是1991年的186倍。在改革中应运而生的各类孵化器、加速器、众创空间等科技中介组织如雨后春笋。截至2018年底，经国家备案的众创空间达1952家，各类科技孵化器、加速器逾4800家，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融通合作的平台。

　　（五）支撑引领作用显著增强

　　科技创新提供专业服务。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我国在质检、气象、地震、海洋和测绘等领域提供的专业技术服务水平逐年提高。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检验检测机构36327家，共有产品质量、体系和服务认证机构484个，已累计完成对63万家企业的认证。2018年，全国气象观测站点达到67069个，全年发布预警信息25万余次，气象预报预测准确率稳步提升；全国共有海洋观测站（点）124个，测绘部门公开出版地图1928种；全国共有各类科技馆800余个，每年为6000余万人次提供科普服务。

　　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优化、提质增效的关键期，高技术制造业呈现出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成为带动工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2017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9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55.8%。高技术制造业的较快发展得益于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研发经费为3183亿元，比2012年增长83.6%，年均增长12.9%，比同期工业年均增速高2.1个百分点；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0%，是工业平均水平的1.9倍。

　　科技创新提升供给质量。技术革新为企业不断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创造了条件。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逾四成开展了技术创新活动，共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19.2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73.3%；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16.9%，比2012年提高5.0个百分点。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项目中，以开发全新产品或者改进产品功能质量为目标的项目占比达到82.4%，“中国制造”正升级为“中国智造”。科技创新成为改善供给质量、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

　　科技创新助力发展新动能。随着“互联网+”深入开展，基于移动互联、物联网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成为我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有力支撑。大数据、云计算应用不断深化，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走向实用，催生出一大批大数据企业、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电子政务、信息惠民、共享经济、平台经济迅速兴起，大力提高了政府治理水平和民众获得感。科技创新引领新动能发展，开辟了经济增长的新天地。

　　70年来，中国科技事业走过不平凡的发展之路，印证了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党的十九大将科技创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对新时代如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了突破方向、提出了具体任务、剖析了薄弱环节，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倍感振奋、使命光荣。蓝图已经绘就，蹄疾还需步稳。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定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鼎力传承老一辈科技人攻坚克难、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勠力同心，奋勇突破，为建成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而不懈奋斗。

注：

[1]本文全国研发人员总量、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强度以及基础研究投入指标2018年数据为初步数。

[2]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是指研发经费与GDP之比，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国家科技投入水平的核心指标。

[3]欧盟15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

文化事业繁荣兴盛 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八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不断守正创新，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正在不断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阔步前进。

　　一、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各项文化事业在恢复、改造和曲折中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为文化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文化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事业繁荣兴盛，公共文化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一）文化投入力度明显加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财政对文化建设的支持不断加强，我国文化事业经费逐年增加。1953-1957年五年文化事业费总投入为4.97亿元，1978年当年增加到4.44亿元，到2018年达928.33亿元。1979-2018年，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长14.3%^[1]，2018年比2012年增长93.4%。

　　（二）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新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极其短缺。194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55个，文化馆站896个，博物馆21个。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到“十五”末期，基本实现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目标。2018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76个，为1949年的57.7倍，为1978年的2.6倍；文化馆站44464个，为1949年的49.6倍，为1978年的9.7倍；博物馆4918个，为1949年的234.2倍，为1978年的14.1倍。从2004年起，全国各级各类国有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有条件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逐步实行优惠或者免费开放。从2008年起，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博物馆、纪念馆开始向社会免费开放，为丰富群众文化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广播影视制播能力显著增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充分利用传统媒体优势，积极发展视听新媒体，从以前单一的广播媒体发展到今天具有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络广播电视和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构成的传播新格局，拥有无线、有线、卫星、互联网等多种传输覆盖手段构成的现代化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一是传媒规模不断扩展。2018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广播电台播出机构2647个，为1949年的54.0倍，为1978年的21.2倍；2018年实际开办公共广播节目2900套，比2012年增长10.4%；实际开办公共电视节目3559套，比2012年增长8.7%。目前我国的广播影视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二是覆盖范围显著扩大。2018年底，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98.94%和99.25%，分别比1982年底提高了34.84和41.95个百分点，比2012年底提高了1.43和1.05个百分点；有线广播电视服务人群持续扩大。2018年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为2.18亿户，占全国家庭总户数的49.0%，而1998年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只有0.28亿户。在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中，数字电视用户数2.01亿户，占92.3%，数字用户数比2012年增长40.8%，占比提高25.8个百分点。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广播影视新媒体蓬勃发展，2018年全国网络视听注册用户已达到65.7亿个，节目播放次数接近2.7万亿次。三是播出能力日益增强。1978年全国仅有93个广播电台，年播音约7.7万小时；仅有32个电视台，年播出约1600小时。2018年全国共播出公共广播节目1526.7万小时，共播出公共电视节目1925.0万小时。1979-2018年，广播和电视节目播出时间年均分别增长14.1%和26.5%，其中，2013-2018年，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2%和2.1%。广播、电视节目播出时间大幅增加，艺术精品纷呈，品牌优势凸显，节目形态、样式日益丰富，较好地满足了受众对节目形态多样化的需求。

　　（四）新闻出版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闻出版业紧紧围绕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出版了大批优秀出版物，较好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2018年，图书品种51.9万种、总印数100.1亿册（张），分别为1978年的34.6倍和2.7倍，为1950年的42.7倍和37.1倍；期刊品种10139种、总印数22.9亿册，分别为1978年的10.9倍和3.0倍，为1950年的34.4倍和57.3倍；报纸品种1871种、总印数337.3亿份，分别为1978年的10.1倍和2.6倍，为1950年的4.9倍和42.2倍。电子出版业起步于1993年，到2018年全国电子出版物8403种，发行量2.6亿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出版业日趋规范化和精细化，紧紧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出版了一大批广受读者欢迎的优秀出版物和精品图书。

　　（五）文化遗产保护成效突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我国已逐步构建起了科学有效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2018年底，全国共有文物业机构数10160个，从业人员16.3万人。1998-2018年，文物业机构数年均增长5.3%，从业人员数年均增长4.6%，其中，2013-2018年的年均增速分别为8.8%和4.5%。截止到2018年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已达到4296处，较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增加了22.9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3项，位居世界第二；全国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3154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总数达40个，是目前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业态迅速兴起

　　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到全面展开，我国文化产业从探索、起步、培育的初级阶段，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一）文化经济总量明显增加。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8737亿元^[2]，比2004年^[3]增长10.3倍，2005-2018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9%，高于同期GDP现价年均增速6.9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4年的2.15%、2012年的3.36%提高到2018年的4.30%，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逐年提高。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2004-2012年间，文化产业对GDP增量的年平均贡献率为3.9%，2013-2018年进一步提高到5.5%。

　　（二）文化市场繁荣发展。2018年底，全国共有各类艺术表演团体17123个，为1978年的5.4倍，为1949年的17.1倍；艺术表演场馆1236个，为1978年的1.1倍，为1949年的1.4倍。2018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从业人员41.6万人、演出312万场次、全年演出收入152.3亿元，分别比2012年增长72.0%、131.5%和137.4%，演艺市场规模呈现井喷式增长。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609.8亿元，比2012年增长1.9倍，2013-2018年年均增长19.6%；电影院线拥有银幕60079块，比2012年增长3.6倍，2013-2018年年均增长28.9%，银幕总数跃居世界第一。

　　（三）文化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加快，数字内容、动漫游戏、视频直播、视听载体、手机出版等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新兴文化业态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2016年、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30.3%和34.6%，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营业收入均增长8.6%。文化新业态已成为引领和示范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文化产业集群趋势明显。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特征日渐明显，许多有竞争力和实力的文化骨干企业^[4]数量大幅增加，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规划建设稳步推进。2018年，全国共有文化骨干企业6.0万家，比2012年增长64.3%，2013-2018年年均增长8.6%；从业人员为845万人，比2012年增长20.9%，年均增长3.2%；实现营业收入89257亿元，比2012年增长58.6%，年均增长8.0%。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10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10个国家级文化产业实验园区和335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进一步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三、文化投资主体日趋多元，文化消费水平不断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文化投资和消费水平也明显提高。

　　（一）文化投资快速增长。在各项政策的引导激励下，我国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逐年加大。2017年，我国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农户）3.8万亿元，为2005年的13.7倍，2013-2017年年均增长19.6%，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均增速8.3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0%，比2005年提高2.9个百分点，比2012年提高1.8个百分点。从资金来源看，国家预算资金占5.1%、国内贷款占7.2%、利用外资占0.4%、自筹资金占81.7%、其他资金占5.6%，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社会化格局。

　　（二）文化消费稳步提高。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2018年，全国居民用于文化娱乐的人均消费支出为827元，比2013年^[5]增长43.4%，2014-2018年年均增长7.5%，文化娱乐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2%。分城乡看，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1271元，比2013年增长34.3%，年均增长6.1%；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80元，比2013年增长60.0%，年均增长9.9%。城乡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之比由2013年的5.4∶1，降低到2018年的4.5∶1。

　　四、文化走出去新格局逐渐形成，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外文化交流覆盖面小，主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友好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已成为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并举的“文化走出去”、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格局已逐渐形成，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提升。

　　（一）文化贸易快速增长。一是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总额稳步扩大。2018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023.8亿美元，为2005年的5.5倍，比2012年增长15.4%，2013-2018年年均增长2.4%。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达184.8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43.2%，占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的18.1%，比2012年提高3.5个百分点。二是文化贸易伙伴呈现多元化格局。2018年，美国、中国香港、荷兰、英国和日本为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前五大市场，合计占59.6%。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品出口为162.8亿美元，而2008年仅为55.4亿美元。

　　（二）文化对外投资有序推进。越来越多具有规模和实力的文化企业积极发展在海外的投资，已成为我国文化领域对外投资的重要力量。2018年，我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投资额为16.9亿美元，分别为2008年和2012年的84.5倍和8.5倍，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重为1.3%，比2012年提高1.1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文化事业不断发展的70年，是文化建设全面繁荣的70年。展望新时代，我们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我国文化建设将呈现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崭新局面，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将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将持续焕发出无限生机与时代风采！

注：

[1] 本文全部价值量指标均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未扣除价格因素。

[2] 2018年为初步核算数。

[3] 为满足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我国从2004年开始进行文化产业统计。

[4]文化骨干企业指规模以上文化制造业企业、限额以上文化批发零售业企业和规模以上文化服务业企业的总称，具体包括：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文化制造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文化批发企业或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的文化零售企业；从业人数在50人及以上或年营业收入在1000万元及以上的文化服务业企业（其中文化和娱乐业的年营业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

[5] 从2013年起，我国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与2013年前的分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不断提升 对发展的关键性作用持续发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九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固定资产投资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重大决策措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结构逐步优化，投资质量持续提高，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发挥了关键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固定资产投资补短板、强弱项、增动能作用更加明显，结构更加优化，质量更加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一、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长15.6%^[1]。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1953—1980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0.7%，建成一批国家工业化必需的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及国防等基础产业项目，保障国民经济生产活动步入正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固定资产投资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投资增速明显加快，1981—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1.1%。党的十八大以来，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投资结构持续改善，投资质量不断提高，2013—201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0.7%。

　　投资的快速增长拉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时也扩大了生产能力，拓展了居民生活空间。70年来，投资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之一，1978年全国资本形成率为38.9%，2011年升至48%，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发掘内需潜力，经济增长向消费、投资、出口三大动力协调驱动转变。2018年，全国资本形成率为44.9%，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4%，有效投资与消费升级良性互动的局面正逐渐形成。70年来，投资的快速增长有效拓展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空间，目前我国已成为拥有全部工业门类、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的制造业大国；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实现从瓶颈制约到优势支撑；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条件大幅改善，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城乡居民居住环境和条件不断改善。投资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保障。

　　二、产业投资趋于合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一）第一产业投资稳步增长，农业生产能力明显提高。1953—1977年，第一产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611亿元，占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的10.7%。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开，第一产业投资焕发新生机。1982—2018年，第一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1%。第一产业投资的较快增长，极大提高了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2018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0亿千瓦，比1949年增长1.2万倍；耕地灌溉面积达6810万公顷，比1949年增长3.3倍。

　　（二）第二产业投资成绩斐然，制造业生产装备水平更加先进。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集中力量投资建设了156项工业骨干工程，开展了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三线建设”，大规模引入先进装置和设备，1953—1977年，全国第二产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3283亿元，占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的57.4%，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基本形成。改革开放后，第二产业投资活力有效释放，1982—2018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9.1%。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着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壮大新动能，2013—2018年，全国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9.6%，其中制造业技改投资年均增长16.8%，制造业投资呈现出结构加速优化、动能加快转换的良好局面，有效推动制造业装备水平不断升级，向中高端迈进。

　　（三）第三产业投资快速增长，带动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产业发展的重心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带动第三产业投资稳步较快增长。1982—2018年，第三产业投资年均增长20.4%，增速比全部投资高0.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稳步上升，在投资中的引领地位日趋巩固。2018年，第三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59.3%，比1982年提高13.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投资高22.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发展壮大，带动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明显提高，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达52.2%，比1978年提高27.6个百分点。

　　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迅速扩大，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不断加固

　　（一）交通运输建设突飞猛进，综合交通运输网四通八达。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迅速修复了被破坏的运输线路，恢复了水陆空交通，1953—1977年，交通运输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840亿元，先后建设了青藏公路、武汉长江大桥、首都国际机场、京沪铁路等重大项目，改变了落后闭塞的交通面貌。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将加快交通运输发展作为重要战略目标，持续加大投资力度，交通运输业投资快速增长。1996—2018年，全国交通运输业投资年均增长16.7%，全国形成了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二）公共设施领域投资大幅增加，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70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公共设施领域投资持续增加，2004—2018年，全国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年均增长23.3%，显著改善了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能力。2018年末，全国城市实有道路面积超80亿平方米，1978年仅有2亿多平方米；建成城市排水管道64万多公里，1978年仅有2万公里；城市供水、燃气及集中供暖条件大幅改善，城镇居民生活更加舒适方便。

　　（三）信息产业投资效果突出，网络强国基础增强。本世纪初，移动互联网兴起，我国抓住产业发展的风口期大力投入，2004—2018年，全国信息传输业投资年均增长5.8%。2013年，国家出台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大力支持城乡宽带网络基础设施优化升级投资，截至2018年末，全国接入网络基本实现光纤化，光缆线路总长度稳居世界第一，全国光网城市全面建成，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水平在全球领先，建成4G基站372万个，5G网络建设已全面启动。随着信息传输业服务能力的提升，互联网新经济蓬勃发展，我国在通往网络强国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四）能源产业投资成效显著，能源保障持续加强。新中国成立后， 为解决能源供应能力不足问题，国家优先发展能源工业，1953—1977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能源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947亿元。改革开放后，能源工业投资进入飞速发展期，1982—2018年，全国能源工业投资年均增长15.4%，亿吨煤炭生产基地神东矿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三峡水利枢纽、酒泉千万千瓦级风力电场、秦山核电站、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项目建成使用，能源产业生产设备和装置水平显著提升，能源供应能力大幅提高。201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近38亿吨标准煤，比1949年增长158倍，水电、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首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源保障。

　　四、区域投资有序发力，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1964—1980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国家累计投资超2000亿元开展“三线建设”，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比重约40%，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建成了一批铁路、石油、机械、电力等项目，有效改善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薄弱的状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作为改革的先行地区和开放的前沿地带，东部地区投资率先发力，1983—1996年，东部地区投资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25.6%，占全国投资的比重由1983年的47.3%升至1996年的60.2%。自1999年起，中央出台一系列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先后做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投资增速明显加快。2000—2018年，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1.5%，西部地区增长22%，东北地区增长16%，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区域增长极蓬勃发展。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催生出区域投资发展的新空间。2018年，“一带一路”政策涉及的18个地区投资合计增长4.5%；长江经济带覆盖的11个省市投资合计增长9.3%；“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推进，北京市副中心、雄安新区投资建设工作扎实开展。在完善“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总体发展战略的同时，海南自由贸易区（港）、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群、国家级新区的建设蓬勃发展，区域投资发展呈现新格局。

　　五、住房和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城乡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一）住房保障工程大力推进，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正在形成。上世纪50—70年代，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城镇以单位为主体、农村以农户为主体，努力为城乡居民提供住房。改革开放后，城乡居民住房条件大幅改善。1995年起，为更好地保障城乡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居住条件，国家开始实施安居工程，大力推进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截至2006年末，全国经济适用住房累计竣工面积超过13亿平方米，有效解决了约1650万户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2008年，全国启动棚户区改造，截至2012年，中央及地方政府棚改累计投资超过4000亿元，完成各类棚户区改造1260万户。这期间，在农村贫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地震影响区，大力推进了危旧房改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驶入快车道，2014—2018年全国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共开工2912万套；截至2019年3月，完成农村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600多万户，有效满足了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需求。

　　（二）房地产开发投资较快增长，住宅建设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房地产开发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蓬勃发展起来。1987—201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99万亿元，年均增长24.8%。2018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数量达97938个，比1987年增加95432个，房屋施工面积达822300万平方米，比1997年增长17.3倍。住宅投资快速发展，居民居住条件明显改善。1983—2018年，全社会住宅投资年均增长17%，其中农户住宅建设年均增长10.9%。居民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新中国成立初的平房、筒子楼已经转变为现代化的具有独立卫生间、厨房、淋浴、供暖、供气、供水设备等的成套住宅，无数家庭“住有所居，安居宜居”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六、新动能投资亮点纷呈，促进了新产业新业态异军突起

　　（一）高技术产业投资呈现新亮点。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产业结构开始朝着高端化、现代化的方向迈进，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2013—2018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6.9%，增速比全社会投资高6.2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15%，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5.4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年均增长20.3%，增速比全部服务业投资高8.2个百分点。目前，我国航空航天、卫星导航、智能手机、计算机、电子通讯等部分高技术产业已形成了体系完整、配套齐全、能力强大的产业生态系统，走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

　　（二）科研领域投资出现新变化。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我国始终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累计支出超9万亿元，年均增长11.4%。科研相关产业投资快速增长，2013—2018年，全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年均增速达18.7%。其中，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投资年均增长30.4%，专业技术服务业投资年均增长12.8%，研究和实验发展业投资年均增长11.9%。一批基础科研能力建设、重大科技建设项目纷纷落成，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全超导非圆截面散裂中子源研究平台、“上海光源”线站等科研设施已验收启用。

　　（三）绿色节能投资成为新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保投资快速增长，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向绿色发展转变。2013—2018年，我国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年均增长31.4%。2018年，中央财政投入污染防治及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约2555亿元，全国完成造林面积707万公顷，已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74个。清洁能源投资持续增长，2013—2018年，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在内的新能源投资年均增长13.8%，比全部电力生产投资增速快7个百分点。

　　七、民生领域投资大幅增长，人民生活环境条件显著改善

　　（一）教育投资快速增长，教学条件明显改观。70年来，我国教育投资建设成就突出，为国家实现义务教育普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2018年，全国教育投资年均增长18.3%，保持了较高水平。截至2018年末，全国已建成各类学校近52万所。为保障教育公平，2013—2018年，中央及地方累计投入5426亿元，着力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2018年末，改善工程中竣工校舍面积已达规划建设面积的98.3%，教学设施设备采购完成99.7%，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显著改善。

　　（二）卫生投资不断增强，医疗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健康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最基本条件。1982—2018年，全国医疗卫生领域投资年均增长20%，基本医疗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2018年，全国有医疗卫生机构近100万个，1949年仅有3670个。其中，医院数量达33009个，1949年仅有2600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840万张，比1949年增加837万张。已建成各类养老服务机构近3万个，提供养老服务床位746万多张，城乡医疗服务水平明显改善，医疗保障水平大幅提高。

　　（三）文化旅游投资持续扩大，更好满足消费升级需求。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迅速增长，推动文化及相关领域投资持续增长。2013—2018年，全国文化及相关领域服务业投资年均增长18.1%，其中文化艺术业投资年均增长10.5%，创新多元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正在形成。旅游经济持续繁荣，景区投资建设大步前进。2013—2018年，全国公园和旅游景区管理业投资年均增速高达27.8%。

　　八、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形成，扩大再生产活力和动力增强

　　改革开放前，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居绝对主导地位，其他主体投资比重较低。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各种市场主体的投资热情被激发，国有、集体、股份制、私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投资“百花齐放”的格局逐步形成。2018年，我国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投资占28.6%，股份制经济投资占30.1%，私营个体经济投资占34.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占4.5%。2003—2018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民间投资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22.4%，比全社会投资高2.8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比由2003年的38.1%升至2018年的62.6%，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

　　70年砥砺奋进，70年春华秋实。我国投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扩大再生产促进了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个经济循环，为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合理扩大有效投资，持续优化投资结构，不断提高投资质量，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注：[1]1981年之前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1981年及之后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 城乡面貌显著改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趋优化，技术显著提高，实力明显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国建筑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增长更加平稳，结构更加优化，技术更加进步，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又作出了新贡献。

　　一、建筑业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建筑业产值规模屡创新高，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重要行业。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大规模进行，建筑业迅速发展，产值规模不断扩张，一次又一次突破历史高点。1952年，全国建筑业企业^[1]完成总产值57亿元；1956年完成总产值146亿元，突破百亿大关；1988年完成总产值1132亿元，突破千亿大关，1998年完成总产值10062亿元，突破万亿大关；2011年完成总产值11.6万亿元，突破十万亿大关；2017年完成总产值21.4万亿元，突破二十万亿大关。2018年，全国建筑业完成总产值23.5万亿元，是1952年的4124倍，年均增长13.4%。

　　建筑业增加值稳步增长，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70年来，伴随着建筑业的迅速发展，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支柱产业地位逐步确定，支柱产业支撑作用愈发明显，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2018年，建筑业增加值达到6.2万亿元，是1978年的445倍，年均增长16.5%；占GDP的比重为6.9%，比1978年提高3.1个百分点；建筑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率为8.2%，比1979年提高6.8个百分点。

　　建设成就惠及社会，为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国家建设的步伐，建筑业圆满完成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基础建设工程，极大地改善了人民住房、出行、通讯、教育、医疗条件。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32.3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7.3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39.2平方米。2018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是1978年的2.5倍，其中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2.9万公里以上。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4358万公里，移动通信基站648万个。全国建成普通高等学校2663所，是1978年的4.5倍。医疗卫生机构99.7万个，是1978年的5.9倍。

　　建筑业企业创税能力显著增强，对财政的贡献更加突出。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之后，建筑业企业上缴税金呈快速增长态势，税金总额和人均税额大幅提高。2018年上缴税收7624亿元，比1991年的43亿元增长了178倍，年均增速为21.2%；年人均上缴税收从403元增加到13703元 ，增长了33倍，年均增速为14%。2018年，建筑业企业缴纳税金占全国税收收入（扣除出口退税）的比重为5.5%，比1991年上升4.1个百分点。

　　建设项目亮点纷呈，为“中国建造”品牌增添活力。70年来，随着中国建筑技术的不断成熟和装备水平的不断提高，三峡大坝、青藏铁路、港珠澳大桥、水立方、上海中心大厦、华龙一号等一系列世界顶尖水准建设项目相继建成，成为“中国建造”的醒目标志。与此同时，建筑业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深度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重大项目的规划和建设，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设施的互联互通，陆续建成了中缅原油管道、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大桥、蒙内铁路等设施，赢得了广泛赞誉，使“中国建造”品牌在国际上进一步打响。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6000亿美元，其中，2018年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7721份，新签合同额1257.8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2%；完成营业额893.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2.8%。

　　二、建筑业企业迅速成长，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据建筑工程部^[2]编制的1952年企业单位目录记载，当年中国建筑业具有编号的企业仅有62家。上世纪50—70年代，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建筑业企业数量稳步增加。1980年，全民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建筑施工企业6604家，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百倍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建筑业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企业个数迅猛增长。2018年，全国各种类型建筑业法人单位已超过120多万家，其中有施工活动的具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达到9.5万多家，是1952年的1539倍，年均增长11.8%。

　　在企业数量成倍增长的同时，建筑业企业综合实力也得到明显提升：一是装备水平更加先进。2018年，建筑业企业自有施工机械设备总台数1104.5万台，是1982年的54.2倍，年均增长11.7%；年末自有机械设备总功率突破2.6亿千瓦，是1982年的8.7倍，年均增长6.2%；年末自有机械设备净值6246亿元，是1982年的50.2倍，年均增长11.5%。二是承揽工程能力明显增强。从签订合同额看，2018年，全国建筑业企业签订工程承包合同额达到49.4万亿元，是2002年的18.5倍，年均增长20%，年均增量达2.9万亿元。三是施工能力大大提高。2018年，全国建筑业企业房屋施工面积140.9亿平方米，是1980年的62.8倍，年均增长11.5%，年均增量达3.6亿平方米。四是企业家底更加殷实。2018年，全国建筑业企业实收资本达到3.9万亿元，是1993年的48.2倍，年均增长16.8%；资产总计23.4万亿元，是1993年的62.9倍，年均增长18.0%；营业收入21.2万亿元，是1993年的66.6倍，年均增长18.3%；利润总额0.8万亿元，是1993年的124.5倍，年均增长21.3%。五是企业资质显著提升。2018年，全国二级及以上资质的总专包建筑业企业4.4万个，是2002年的3倍，占全部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个数的比重为46.0%，比2002年提高12.5个百分点。六是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根据2018年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发布的国际承包商250强榜单，有69家中国内地企业上榜，数量已连续四年居各国首位。上榜中国企业的国际营业额占比继续保持全球第一位，达到了23.7%，比第二名占比高9.8个百分点，比2017年提高2.6个百分点。上榜企业中，有3家企业进入10强，比2017年增加一家。此外，9大重点领域的1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在8个领域榜上有名，并位居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榜首。

　　三、从业人员持续增加，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建筑业的健康平稳发展不断为社会提供新增就业岗位，成为稳定就业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建筑业有组织的建筑职工不到20万人，经过30余年的发展，1980年，建筑业从业人员增加到648万人。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推进，建筑业从业人员加速增长。2018年，全国建筑业企业年末从业人员5563万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78倍，是1980年的8.6倍，1981—2018年年均增长5.8%；建筑业年末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7.2%，比1980年提高5.6个百分点。

　　在建筑业从业人员大幅增加的同时，人员素质明显提升，建筑师、高级管理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大批涌现。2018年，建筑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704.7万人，是1999年同类型人数的11.5倍，年均增长13.7%；工程技术人员占建筑业企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12.7%，比1999年提高了9.7个百分点。劳动人员素质的提高，不仅有利于建筑设计水平的提升和工程质量的改进，还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2018年，按建筑业总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为37.3万元/人，是1980年的84.3倍；人均房屋施工面积223.7平方米/人，是1980年的6.5倍；人均房屋竣工面积65.6平方米/人，年均增长3.5%。

　　四、建筑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多业共同协调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筑业行业比较单一。20年来，随着各行各业建设发展的需要，建筑业行业也向纵深发展，建设内容上逐渐发展出基建、冶金、有色、煤炭、石油、化工、石化、水电、水利、机械等建筑专业；建造流程上逐步向上游勘探设计和下游工程监理拓展；建设性质上形成房屋建造、土木工程、建筑安装、装饰装修统筹发展的局面。

　　2018年，房屋建筑业企业4.3万个，占全行业企业个数的45.6%，比1993年下降20.9个百分点；完成总产值14.9万亿元，占全行业总产值的63.3%，比1993年下降2.3个百分点；从业人员3909万人，占全行业从业人员的70.3%，比1993年下降0.7个百分点。

　　土木工程建筑业企业2.4万个，占全行业企业个数的25.0%，比1993年提高9.8个百分点；完成总产值6.3万亿元，占全行业总产值的27.0%，比1993年提高5.4个百分点；从业人员1126万人，占全行业从业人员的20.2%，比1993年提高1.0个百分点。

　　建筑安装业企业1.3万个，占全行业企业个数的13.4%，比1993年提高3.2个百分点；完成总产值1.2万亿元，占全行业总产值的5.1%，比1993年下降4.6个百分点；从业人员262万人，占全行业从业人员的4.7%，比1993年下降3.6个百分点。

　　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企业1.5万个，占全行业企业个数的16.0%，比1993年提高7.9个百分点；完成总产值1.1万亿元，占全行业总产值的4.6%，比1993年提高1.5个百分点；从业人员266万人，占全行业从业人员的4.8%，比1993年提高3.3个百分点。

　　五、地区结构更加均衡，东部地区仍保持明显优势

　　建筑业的发展与区域建设紧密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上世纪50-7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建筑业在全国各地逐步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后，为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沿海的地理优势，国家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东部地区经济迅速崛起，地方建筑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之后，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地区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中部地区建筑业企业产值规模明显提升。

　　2018年，东部地区建筑业企业4.3万个，占全部建筑业企业个数的45.2%；完成总产值12.6万亿元，占全部建筑业总产值的53.4%，比1982年提高14.3个百分点；从业人员2983万人，占全部建筑业从业人员的53.6%，比1982年提高20.2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建筑业企业2.2万个，占全部建筑业企业个数的23.1%；完成总产值5.5万亿元，占全部建筑业总产值的23.4%，比1982年提高5.0个百分点；从业人员1221万人，占全部建筑业从业人员的21.9%，比1982年提高1.1个百分点。

　　西部地区建筑业企业2.1万个，占全部建筑业企业个数的22.1%；完成总产值4.8万亿元，占全部建筑业总产值的20.2%，比1982年下降3.3个百分点；从业人员1215万人，占全部建筑业从业人员的21.8%，比1982年下降5.8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建筑业企业9127个，占全部建筑业企业个数的9.6%；完成总产值6906亿元，占全部建筑业总产值的2.9%，比1982年下降16.1个百分点；从业人员144万人，占全部建筑业从业人员的2.6%，比1982年下降15.5个百分点。

　　六、所有制结构趋于多元，企业活力不断增强

　　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建筑业企业基本是清一色的国营建筑公司。改革开放后，在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指引下，建筑业企业所有制呈现多元化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形成了国有、集体、股份制、私营、港澳台、外商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格局，并在后续发展中不断优化，各类企业平等竞争，活力不断增强。

　　2018年，全国建筑业企业中，国有企业3080个，占全部建筑业企业比重仅为3.2%，比1996年减少6029个，占比下降18.8个百分点；年末从业人员428万人，占全部建筑业企业比重为7.7%，比1996年减少428万人，占比下降32.6个百分点。

　　集体建筑业企业2430个，占全部建筑业企业比重为2.5%，比1996年减少2.7万个，占比下降67.7个百分点；年末从业人员131万人，占全部建筑业企业比重为2.4%，比1996年减少1040万人，占比下降52.8个百分点。

　　股份制建筑业企业2.2万个，占全部建筑业企业比重为23.1%，比1996年增加2万多个，占比提高19.2个百分点；年末从业人员1865万人，占全部建筑业企业比重为33.5%，比1996年增加1805万人，占比提高30.7个百分点。

　　私营建筑业企业6.7万个，占全部建筑业企业比重达到70.6%，比1996年增加6.7万个，占比提高69.3个百分点；年末从业人员3113万人，占全部建筑业企业比重为56.0%，比1996年增加3105万人，占比提高55.6个百分点。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建筑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奋进新时代，迎接新挑战，开启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不断推动建筑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注：

[1]本文中，除增加值指标外，1992年以前数据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建筑业企业数据，1993年至1995年数据为各种经济成分的建制镇以上建筑业企业数据；1996年至2001年数据为资质等级（旧资质）四级及四级以上建筑业企业数据；2002年及以后数据为所有具有资质等级的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数据。

　　[2]建筑工程部：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0年设立的一个隶属于国务院的部级机构，主管建筑工程等工作。经过多次机构改革，2008年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消费市场日益强大 流通方式创新发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消费领域发生历史性巨变，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流通方式创新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显现。消费品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调整，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一、内贸流通体制改革成绩斐然，消费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

　　（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显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商品市场发展大体经历了资本主义旧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商业的建立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市场快速发展和加速扩张等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公有制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流通领域呈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1952年我国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比超过90%。而2018年我国流通领域主要行业——批发和零售业中限额以上国有企业数量仅占该行业限额以上企业总数的1%左右，销售额约为该行业限额以上单位全部销售额的3%；私营企业数量占该行业限额以上企业总数的比重超过60%；港澳台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比为15%左右。经过长期的市场培育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商品流通体系日益完善。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持续增强。国内商业作为我国开放最早、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已逐步形成主体多元、方式多样、开放竞争的格局，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完善。总体来看，我国商品价格形成过程主要分为计划经济时代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20世纪80年代“调放结合”“价格双轨制”“价格闯关”，以及放开价格、完善机制等几个阶段，基本实现了从政府定价向市场机制定价转变。20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的价格管理目录，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当前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实现市场调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显现，为消费市场较快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消费品由数量短缺向供给充裕转变，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生活资料类商品由短缺匮乏、种类单一向供给充裕、品种繁多转变，居民消费由基本生活型向发展享受型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农副产品以统购统销为主，消费品实行调拨分配，大多凭证定量供应，市场处于全面紧张状态。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为国内市场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消费需求强劲，购销活跃，消费总量持续扩大。2018年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饮料烟酒、服装类商品零售额分别为19689亿元和13707亿元，分别是1952年食品和服装类商品零售额的133倍和270倍，年均分别增长7.7%和8.9%。2018年末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拥有量分别为121.3台、97.7台和100.9台，而1981年分别仅为0.6台、6.3台和0.2台。

　　消费品市场快速发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52年的277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80987亿元，年均增长11.6%。其中“一五”至“五五”时期年均增长7.6%，“六五”时期年均增长15.0%，“七五”时期年均增长14.0%，“八五”时期年均增长23.3%，“九五”时期年均增长10.6%，“十五”时期年均增长11.8%，“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长18.1%，“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13.8%，2016—2018年年均增长约10%。

　　（三）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换，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

　　随着消费市场持续较快增长，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比1952年和1978年明显提升。消费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在行业增加值方面，与居民消费紧密相关的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强。1953—2018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速超过10%；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18年达到9.4%。

　　在就业方面，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逐渐成为吸纳城镇就业和承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2017年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私营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中批发和零售业年末从业人员超过1.3亿人，是1952年零售商业机构的全部从业人数的18.8倍，年均增长约4.6%；2017年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私营单位和个体户中住宿和餐饮业年末从业人员超过2700万人，是1952年餐饮业机构的全部从业人数的18.7倍，年均增长约4.6%。

　　二、消费结构逐步优化，升级类商品和服务消费快速增长

　　（一）城乡市场协同发展，区域结构优化重塑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0.6%。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城镇化率稳步提高，城乡消费品市场均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多必然带动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消费需求增加和消费升级，对消费快速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居民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和消费环境持续优化等多因素带动下，城镇消费品市场保持较快增长。2018年我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25637亿元，是1952年的2593倍，年均增长12.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1952年的45.4%提高至2018年85.5%。另一方面，为解决我国消费品市场发展进程中城乡不平衡等问题，国家在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消费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等方面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增强了农民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意愿。同时，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城促乡等新农村建设政策措施的出台使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双百市场工程”的实施以及近年来电子商务等销售渠道向农村地区下沉，极大地改善了农村流通状况和消费环境，为农村消费品市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2018年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5350亿元，是1952年的366倍，年均增长9.4%。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消费品市场发展明显加快，乡村市场占比逐年提高。2013—2018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11.8%，增速比城镇消费品零售额高2个百分点；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2012年13.2%提高至2018年14.5%，占比提升1.3个百分点。

　　在城乡结构不断改善的同时，地区发展向总体均衡转变。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不同地区之间的消费品市场发展速度和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带动了我国部分地区的消费增长。2018年我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是1952年的1484倍、1466倍、1387倍和806倍，年均分别增长11.7%、11.7%、11.6%和10.7%。从各区域占比情况看，呈现出东部地区先行发展、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后期跟进的态势。东部地区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1952年的47%左右逐年提升，至“十五”末期的2005年达到最大值54.3%，从“十一五”时期开始逐年回落，至2018年为51.4%。与之相应，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分别由1952年的27.2、28.9和33.4个百分点，扩大至2005年的34.9、37.3和45.2个百分点，而2018年分别缩小至29.8、32.7和43.2个百分点。

　　（二）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消费升级类商品快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居民商品消费主要以满足吃、穿等基本生活需求为主。在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以及消费观念转变的带动下，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消费结构不断改善。从商品类别看，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品零售额占全部零售额的比重明显下降，反映消费升级的耐用品类消费品占比提升。一是吃、穿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明显降低。2018年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销售类值中，粮油食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商品占比分别为14.5%和10.1%，分别比1952年食品、服装类商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降低39.1和8.3个百分点。2018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比1978年下降35.5个百分点；全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比1957年下降35.6个百分点。二是部分耐用品消费增长较快。2018年汽车类商品零售额为4.2万亿元，比1998年增长超过150倍，近20年来年均增长速度近30%。2018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超过2.4亿辆。汽车销售快速增长的同时，车型结构不断优化。代表汽车消费升级方向的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和新能源汽车销售增势强劲。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8年，我国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销售近1000万辆，占全部乘用车销量的比重超过40%；新能源乘用车销售超过100万辆，比上年增长60%以上，增速明显高于狭义乘用车，而且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三是信息消费快速增长。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逐年提高，以手机、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产品消费实现了从无到有、从零星到普遍的跨越式发展。2018年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达到4372亿元，2000—2018年年均增长29.3%。2018年末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和计算机数量分别达到243部和73台，分别是2000年的12.5倍和7.5倍，2001—2018年年均分别增长15%和11.9%。另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2018年我国移动电话总数达到15.7亿户，比上年净增近1.5亿户，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到每百人112.2部，全国已有24个省（区、市）的移动电话普及率超过每百人100部。

　　（三）消费结构转型调整，服务消费快速增长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和市场供给端的长足进步，消费热点由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需求的实物消费向体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服务消费转变。大众餐饮、文化娱乐、休闲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生等服务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服务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20%左右增加到2018年的52.2%。

　　在餐饮消费方面，国家鼓励发展大众化餐饮、优化餐饮业营商环境以及减税降费等政策效果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显现，餐饮行业发展方式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变，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我国餐饮市场保持较快增长。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餐饮收入超过4万亿元，是1952年的3029倍，年均增长12.9%，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高1.3个百分点；餐饮收入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由1952年的5.1%提升至2018年的11.2%。

　　在旅游消费方面，居民出行方式多样化程度不断提高，旅游市场环境日趋改善，相关消费需求旺盛。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人均出游已达4次，国内旅游人数超过55亿人次，是1994年的11倍，年均增长10.3%；国内旅游收入超过5万亿元，是1994年的50倍，年均增长17.7%。据测算，2017年全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37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2.8%，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1.9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4.5%，比上年提高约0.1个百分点。分行业数据来看，旅游出行服务、旅游餐饮服务、旅游娱乐服务增长较快，增加值增速分别为15.3%、15.1%和17.2%。

　　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相关市场建设不断完善和市场供给能力日益增强等因素带动文化消费持续增长。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统计，2018年我国有线数字电视实际用户超过2亿户，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9%，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3%。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18年生产故事影片902部，科教、纪录、动画和特种影片180部，总票房超过600亿元，比1991年增长超过25倍，年均增长约12.7%。2012年以来我国电影市场规模稳居世界第二，特别是国产电影市场发展良好，产量稳中有升。从2013年起，国产电影市场份额均保持在50%以上，其中2018年超过60%。

　　三、流通方式加速创新，市场供给多元发展

　　（一）市场建设成效显著，流通渠道不断拓宽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市场主体数量大幅增长，从业人员大量增加，对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起到积极作用。2018年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和个体经营户数超过4000万个，是1957年的近20倍，年均增长约5%。另外，经过几十年的培育和发展，商品交易市场已成为日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重要集散地，在活跃商品流通、方便居民生活、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数量由2000年的3087个增长至2018年的4296个，摊位数由212万个增长至318万个，营业面积由8262万平方米增长至近3亿平方米，年均分别增长1.9%、2.3%和7.3%。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传统“生产—分销”模式转型创新的同时，体现绿色发展理念的旧货专业市场快速发展，成为传统商品生产和流通渠道的重要补充。以二手汽车为例，2018年全国亿元以上二手车交易市场超过80家，成交额超过2000亿元。另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2018年全国共交易二手车1382万辆，大约是新车交易量的一半，同比增长11.5%；二手车交易额大约是新车的五分之一，超过8000亿元。从近几年发展趋势看，二手车交易量逐年增加，2012—2018年的平均增速超过10%，我国二手车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二）市场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小微企业成为重要支撑

　　大中型企业较快增长，小微企业借助国家相关政策支持和自身经营“短、平、快”等优势，保持良好发展势头。20世纪80年代，大中型商业企业的经营承包责任制逐步全面推广，为各类“龙头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小型商业企业通过“改、转、租、卖”等形式进一步放开搞活。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性作用日益显现。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2018年全国实有市场主体已超过1亿户，日均新设企业由改革前每天0.69万户提高到2018年的1.84万户；每千人企业数从商事制度改革前2013年的11.4户提高到现在的23.9户，增加了1倍多。

　　小微型企业成为消费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在大众化消费增速加快，网络购物火爆，消费需求向多样性和个性化方向迈进的背景下，众多小微型企业由于自身经营方式灵活，顾客群体广泛、经济实惠等优点保持较快增长，对消费品市场平稳增长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2013—2018年，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速为8.5%，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2.4个百分点，而限额以下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

　　（三）新兴业态方兴未艾，商业模式创新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网络覆盖范围的扩大，尤其是国家对农村地区网络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网上零售持续扩容，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2018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超过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59.6%，其中农村网民规模达2.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38.4%。2018年全国网上零售额90065亿元，比2014年增长2.2倍。其中，实物商品零售额70198亿元，增长1.9倍，年均增速约30%。2018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速比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16.4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18.4%，比2014年提高9.6个百分点；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由2014年的27.5%提升至2018年的45.2%，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拉动由2014年的3.3个百分点提升至2018年的4.1个百分点。

　　在新兴业态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商业综合体等新模式不断涌现。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融合了商业零售、餐饮、休闲娱乐、文化、教育等多项城市功能活动并提供综合性服务的大型商业综合体数量逐年增加。特别是2011年以来，城市商业综合体以每年新开业过百家的速度不断增加。截至2017年底，全国共有城市商业综合体1339家，比2016年底增加108家。其中，2011—2017年新开业近1000家，占全部综合体的74.2%。代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商业综合体等新模式日益成为消费领域新动能的重要载体。

　　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起到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新业态继续快速增长，新商业模式蓬勃发展，国内市场发展的活力持续释放，未来消费仍将是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 现代农业擘画新蓝图——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走过了辉煌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不仅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人口，而且百姓餐桌越来越丰富，品质越来越优良。改革开放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全面铺开深化，为农业快速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生产跃上新台阶，现代农业发展擘画新蓝图。

　　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压舱石作用日益稳固

　　（一）粮食生产跃上新台阶，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在不懈探索和制度创新中取得新突破、实现新跨越。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000多亿斤，1952年为3000多亿斤，土地改革后粮食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未能突破4000亿斤，直到1966年达到4000亿斤，从3000多亿斤到4000多亿斤用了14年时间。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6000多亿斤，从4000多亿斤到6000多亿斤用了12年时间。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和农产品提价、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缩小，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粮食产量快速增长。全国粮食总产量接连跨上新台阶，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吃不饱饭的问题彻底成为历史。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8000亿斤，6年间登上两个千亿斤台阶，到1993年，全国粮食产量突破9000亿斤，用了9年时间，此后14年间分别于1996年、1998年和1999年三次达到10000亿斤，之后粮食产量有所波动，到2007年又重新站上10000亿斤的台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一再强调，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前期连续多年增产、起点较高的情况下，再上新台阶。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2000亿斤大关，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再上新台阶，突破13000亿斤^[1]，之后的几年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201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158亿斤，比1949年增长4.8倍，年均增长2.6%。

　　（二）经济作物产量快速增长，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从棉花生产来看，1949年全国棉花产量44万吨，改革开放后，国家实施一系列政策鼓励种植棉花，我国棉花生产迅猛发展，1984年全国棉花产量达到626万吨的历史阶段高点。2000年后随着纺织业的快速发展，棉花产量迅速攀升，2007年达到760万吨历史最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棉花生产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平稳发展。2018年全国棉花产量为610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12.7倍，年均增长3.9%^[2]。

　　从油料生产来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油料消费需求逐步增加，油料生产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油料产量在前期处于较高水平的基础上，突破并站稳3200万吨台阶。2018年全国油料产量达到3433万吨，比1949年增长12.4倍，年均增长3.8%。

　　从糖料生产来看，1949年全国糖料产量仅有283万吨，1978年增加到2382万吨。改革开放后，糖料生产发展迅速，产量日益增加。2018年全国糖料产量11937万吨，比1949年增长41.1倍，年均增长5.6%。

　　（三）林业产业健康发展，森林覆盖率明显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护林造林等措施建设和发展林业产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林场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全面深化，林业产业发展迅速，林产品产量快速增长。经济林产品、松香等主要林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木本油料、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蓬勃发展。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计，2018年全国木材产量8811万立方米，比1952年增长6.1倍，年均增长3.0%；油茶籽产量263万吨，增长9.6倍，年均增长3.6%。

　　国家高度重视林业生态建设，广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深入推进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和湿地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林业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18年全国完成造林面积707万公顷。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绿色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林业生态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根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2009-2013年）结果，全国林业用地面积为31259万公顷，比1978年增长17.0%；森林面积达到20769万公顷，增长80.2%；森林覆盖率21.6%，提高9.6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151亿立方米，增长67.6%。

　　（四）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极大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畜产品供应总体不足。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5年国家放开猪肉、蛋、禽、牛奶等畜产品价格后，大牲畜、生猪等传统养殖业发展迅猛，家禽养殖加快发展，畜产品产量快速增加，主要畜产品产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

　　从猪牛羊肉总产量来看，1952年全国猪牛羊肉总产量仅有339万吨，2018年增加到6523万吨，增长18.3倍，年均增长4.6%。在主要肉类品种中，1980年猪肉产量1134万吨，2018年增加到5404万吨，增长3.8倍，年均增长4.2%。1980年牛肉和羊肉产量分别为27万吨和44万吨。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牛羊肉消费需求持续增加，推动牛羊生产快速发展。2018年牛肉和羊肉产量分别为644万吨和475万吨，比1980年分别增长23.0倍和9.7倍，年均分别增长8.7%和6.4%。

　　从禽蛋产量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禽蛋产业迅速发展，禽蛋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018年全国禽蛋产量达3128万吨，比1982年增长10.1倍，年均增长6.9%。从牛奶产量来看，改革开放后牛奶生产快速发展，牛奶产量稳步增长。1980年全国牛奶产量114万吨。新世纪以来，随着奶业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我国奶业进入飞速发展期，牛奶产量从2000年的827万吨，增加到2006年的2945万吨。2008年后我国奶业进入产业调整期，牛奶生产平稳发展。2018年全国牛奶产量3075万吨，比1980年增长25.9倍，年均增长9.1%。

　　（五）渔业繁荣发展，水产品供应充裕

　　我国渔业生产快速发展，水产品产量实现了由总体匮乏向总体充足转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深化和渔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特别是渔业“以养殖为主”发展方针的确立，我国渔业开始繁荣发展，水产品总产量自1989年起稳居世界首位，城乡居民“吃鱼难”的问题得到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了生态优先、养捕结合、以养为主的发展方针，我国渔业进入绿色发展期。

　　2018年全国水产品产量6458万吨，比1949年增长143倍，年均增长7.5%。

　　二、农业结构不断优化，优质农产品快速发展

　　（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协调性明显增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实现了由单一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现代农业转变，农业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从产值构成来看，1952年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四业产值的比重为85.9%，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产值所占比重分别为1.6%、11.2%和1.3%。改革开放后，林、牧、渔业开始全面发展，农林牧渔四业结构日益协调合理。2018年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四业产值的比重为57.1%，比1952年下降28.8个百分点；林业占5.0%，提高3.4个百分点；畜牧业占26.6%，提高15.4个百分点；渔业占11.3%，提高10.0个百分点。

　　从种植业内部来看，种植业生产由单一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向粮经饲协调发展的三元种植结构转变。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近三年来累计调减非优势产区籽粒玉米面积5000多万亩，调减低质低效区水稻面积800多万亩，增加大豆面积2000多万亩，粮改饲面积达到1400多万亩。经济附加值较高的各类经济作物和特色作物生产发展迅速，青贮玉米、苜蓿等优质饲草料生产规模扩大，粮经饲协调发展的三元结构正在加快形成。

　　（二）农业生产区域布局不断优化，主产区优势日渐彰显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持续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向市场化方向转变，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开展主体功能区划分和优势农产品布局，支持优势产区发展，农业生产区域布局日趋优化，主产区优势逐渐彰显。

　　从粮食生产来看，粮食主产区稳产增产能力增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增大。2018年主产区粮食产量合计10354亿斤，比1949年增长5.7倍；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78.7%，比1949年提高10.2个百分点。在主要粮食品种中，小麦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和江苏等省份，2018年5省小麦产量合计占全国小麦产量的79.3%，比1949年提高23.8个百分点。

　　从经济作物生产来看，棉花、糖料等也进一步向优势产区集中。棉花向优势产区新疆集中。随着国家在新疆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改革，新疆棉花生产不断扩大。2018年新疆棉花产量511万吨，占全国棉花产量的比重达83.8%。糖料向广西、云南和广东3省（区）集中。2018年广西、云南和广东3省（区）糖料产量合计为10346万吨，占全国糖料产量的86.7%。另外，蔬菜、水果、中药材、花卉、苗木、烟叶、茶叶等产品生产也都形成了优势区域和地区品牌。

　　（三）农产品品种结构不断提升，绿色优质农产品快速发展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战略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水平不断提升，农业向高质量发展不断迈进。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18年优质强筋弱筋小麦面积占比为30%，节水小麦品种面积占比为20%。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持续稳定在96%以上。截至2018年底，我国“三品一标”产品总数12.2万个。农业绿色发展不断推进，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成效明显。2018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量5653万吨，比2015年减少369万吨，下降6.1%。2018年全国农药使用量150万吨，比2015年减少28万吨，下降15.7%。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0%，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4%，农用地膜回收率达到60%。

　　三、农业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农业生产技术和科技水平显著提高

　　（一）农田水利条件明显改善，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

　　国家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投入兴修农田水利，深化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不断完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农田灌溉条件明显改善。据水利部统计，2018年我国耕地灌溉面积10.2亿亩，比1952年增长2.4倍，年均增长1.9%。深入开展“沃土工程”建设，大力改造中低产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4亿亩，完成9.7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任务，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二）农业机械拥有量快速增长，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

　　农业生产实现了由主要依靠人畜力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的转变。1952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仅18.4万千瓦，拖拉机不到2000台，联合收获机仅284台。随着农业现代化不断推进，农业机械拥有量快速增加，农作物机械化率大幅提高。2018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0.0亿千瓦，拖拉机2240万台，联合收获机206万台。2018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7%，其中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农业机械拥有量较快增长，广泛应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也逐步把农民从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高强度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

　　（三）农业科技进步加快，科技驱动作用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发展，坚持科教兴农战略，不断加强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应用，积极推广优良品种和农业先进适用技术，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应用，“种子工程”“畜禽水产良种工程”、超级稻推广项目等持续推进，科技在农业生产中推动作用日益增强。据科技部资料，2018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3%，比2005年提高了10.3个百分点。农业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受过农业专业技术培训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467万人。

　　四、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不断完善

　　（一）农村土地流转深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快速发展

　　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和“三权分置”制度的确立，农村承包地更加有序流转。2004年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为0.58亿亩，到2018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了5.3亿亩。农村土地流转有力地推动了农业规模化发展，充分发挥适度规模经营在规模、资金、技术、信息、人才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引领和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2016年耕地规模化（南方省份50亩以上、北方省份100亩以上）耕种面积占全部实际耕地耕种面积的比重为28.6%。2016年末规模化（年出栏生猪200头以上）养殖生猪存栏占全国生猪存栏总数的比重为62.9%，家禽规模化（肉鸡、肉鸭年出栏10000只及以上，蛋鸡、蛋鸭存栏2000只及以上，鹅年出栏1000只及以上）存栏占比达到73.9%。

　　（二）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现代农业活力增强

　　国家着力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大量涌现。截至2018年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数量217万个，家庭农场60万个。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不断壮大，大量农民工、中高等学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人员加入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力军。截至2018年，各类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达780万人，为农业生产引入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推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断完善，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要素，增添新活力和持久动力。

　　（三）新型生产模式快速发展，拓宽了农业生产时空分布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和科技水平的提升，设施农业、无土栽培、观光农业、精准农业等新型农业生产模式快速发展。我国的设施农业在蔬菜、瓜果、花卉苗木等园艺产品产业上取得明显突破，各类大棚、中小棚、温室等农业设施增长较快。2018年末全国农业设施数量3000多万个，设施农业占地面积近4000万亩。设施农业、无土栽培等新型农业生产模式突破了资源自然条件限制，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拓宽了农业生产的时空分布，为城乡居民提供丰富的新鲜瓜果蔬菜。同时新型农业生产模式快速发展促进了农业机械化、规模化、产业化、精准化发展，加快推动了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发挥了战略后院和压舱石作用，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农业发展中依然存在农产品供求结构不平衡，要素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农业依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是需要着力加强的领域。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注：

[1]本文中2007-2017年全国粮、棉、油、糖播种面积和产量及畜牧业、水产品产量均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进行了修订。

[2]因进位问题，年均增长速度、增长速度和分地区占比等与用整数计算略有出入。下同。

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迈出大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国情农情，领导亿万农民谱写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壮丽篇章。从开展土地改革到实行农业合作化，从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推进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好脱贫攻坚战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系列“三农”改革建设的创举，推动了农村体制机制不断创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二三产业生产力解放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持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稳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精准扶贫成效举世瞩目，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党和国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农业生产不断迈上新台阶，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一）粮食产量逐步稳定在较高水平，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2264亿斤，人均粮食产量209公斤，无法满足人们的温饱需求。上世纪50—70年代粮食生产有了一定发展，1978年粮食产量6095亿斤。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启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彻底取消农业税，建立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粮食产量快速增长。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1]12245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跃上新台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明确要求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巩固提升，2018年粮食产量13158亿斤，比1949年增长4.8倍，年均增长2.6%；人均粮食产量472公斤，比1949年增长1.3倍，守住了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二）农业生产结构不断优化，保持持续协调发展

　　我国农业实现了由单一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现代农业转变。2018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135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17.2倍，年均增长4.5%。从产值构成来看，1952年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四业产值的比重为85.9%，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产值所占比重分别为1.6%、11.2%和1.3%。改革开放以来，林、牧、渔业全面发展。2018年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四业产值的比重为57.1%，比1952年下降28.8个百分点；林业占5.0%，提高3.4个百分点；畜牧业占26.6%，提高15.4个百分点；渔业占11.3%，提高10.0个百分点。

　　从种植业内部来看，种植业生产由单一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向粮经饲协调发展的三元种植结构转变。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2018年累计增加大豆种植面积2000多万亩，粮改饲面积达到1400多万亩。从畜牧业内部来看，畜牧业生产由单一的以生猪生产为主向猪牛羊禽多品种全面发展转变。猪肉产量占肉类总产量比重由1985年的85.9%下降到2018年的62.7%，牛肉、羊肉、禽肉产量占比由2.4%、3.1%、8.3%上升到7.5%、5.5%、23.1%。

　　农产品品质显著提升。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战略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水平不断提高。2018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量）5653万吨，比2015年减少369万吨，下降6.1%。农药使用量150万吨，比2015年减少28万吨，下降15.7%。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4%。优质强筋弱筋小麦面积占比为30%，节水小麦品种面积占比为20%。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持续保持在96%以上。截至2018年底，我国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总数达12.2万个。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连续五年保持在96%以上，2018年总体合格率达到97.5%，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

　　（三）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和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生产效率明显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加快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发生深刻变革。2018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5.3亿亩。农村土地流转助推农业规模化发展。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以下简称农普结果）显示，耕地规模化^[2]耕种面积占全部实际耕地耕种面积的比重为28.6%。规模化生猪养殖存栏占比为62.9%，规模化家禽养殖存栏占比达到73.9%。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发展，不仅有利于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有利于提高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

　　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现代农业活力增强。国家着力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数量快速增加，规模日益扩大。2018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8.7万家，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合作社217万个，家庭农场60万个。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不断壮大，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人员加入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截至2018年底，各类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达780万人。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在应用新技术、推广新品种、开拓新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在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

　　农业新模式快速发展，拓展了农业多种功能。跨界配置农业和现代产业要素，设施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农产品电商等新模式快速发展。2018年末全国农业设施数量3000多万个，设施农业占地面积近4000万亩。设施农业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拓宽了农业生产的时空分布。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约30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产业内涵由原来单纯的观光游，逐步拓展到民俗文化、农事节庆、科技创意等，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农业农村领域快速延伸，农产品电商方兴未艾。农普结果显示，全国有25.1%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2018年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3000亿元。

　　二、乡村基础设施显著增强，生产生活环境条件明显改善

　　（一）农田水利建设得到加强，防灾抗灾能力增强

　　藏粮于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生产基础单薄。上世纪50—70年代，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推进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农田灌溉条件明显改善。2018年全国耕地灌溉面积10.2亿亩，比1952年增长2.4倍，年均增长1.9%。深入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工程，加快建设集中连片、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4亿亩，完成9.7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任务。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善，“靠天吃饭”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

　　（二）农业机械化程度明显提高，大大解放了生产力

　　深入实施藏粮于技战略，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升，1952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仅18.4万千瓦，1978年为11750万千瓦，2018年达到10.0亿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7%，其中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高，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以人畜力为主转入到以机械作业为主的阶段。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2018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3%，比2005年提高了10.3个百分点。科技助力粮食单产不断提升，由1952年的88公斤/亩提高到2018年的375公斤/亩。

　　（三）水电路网建设提速，农民生活更加方便快捷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绝大部分农村照明靠煤油灯，饮水直接靠井水、河水。上世纪50—70年代农村建设有了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电气化有序推进。农村用电量由1952年的0.5亿千瓦时增加到2018年的9359亿千瓦时。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乡村饮水状况大幅改善。农普结果显示，47.7%的农户饮用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公路和网络建设成效明显，据交通运输部统计，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由1978年的59.6万公里增加到2018年的404万公里。截至2018年底，99.6%的乡镇、99.5%的建制村通了硬化路，99.1%的乡镇、96.5%的建制村通了客车，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的“四好”农村路长效机制正在形成。农普结果显示，61.9%的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99.5%的村通电话；82.8%的村安装了有线电视；89.9%的村通宽带互联网。

　　（四）垃圾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村容村貌日益干净整洁。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实际、方式多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推广低成本、低能耗、易维护、高效率的污水处理技术，推动城镇污水管网向周边村庄延伸覆盖，曾经“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农村环境逐渐成为历史。农普结果显示，90.8%的乡镇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73.9%的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17.4%的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农村“厕所革命”加快推进，基本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农普结果显示，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的农户占36.2%；使用卫生旱厕的农户占12.4%。

　　三、乡村公共服务全面提升，为农村生产生活提供了强大支撑

　　（一）乡村教育快速发展，农村居民文化素质明显提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教育十分落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支持农村教育，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教育脱贫攻坚等重大工程。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9年3月，全国92.7%的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更多农村孩子享受到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建立覆盖从学前到研究生教育的全学段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农普结果显示，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居民占42.5%，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农村居民占11.0%，大专及以上的农村居民占3.9%，农村居民文化素质明显提升。

　　（二）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上世纪50—70年代，农村卫生机构逐步建立，“赤脚医生”发挥了历史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快形成，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大为改观。2018年全国乡镇卫生院3.6万个，床位133万张，卫生人员139万人；村卫生室62.2万个，人员达144万人，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38.1万人、注册护士15.3万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90.7万人。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医疗医保事业深入发展，各级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人均补助标准逐年提高，2018年达到490元。新农合政策范围内门诊和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稳定在50%和75%左右。随着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和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农村孕产妇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00/10万下降到2018年的19.9/10万，农村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7.3‰。

　　（三）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形成，农村“养老难”问题逐步缓解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养老保障尚属空白。上世纪50—70年代，初步建立了“五保户”等保障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提高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和保障水平。2018年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88元。农普结果显示，56.4%的乡镇有本级政府创办的敬老院。加快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我国城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提高到2018年的77岁。

　　（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乡村文化繁荣兴旺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文化事业发展落后。上世纪50—70年代，在农村扫除文盲、发展文化取得积极进展。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乡村文化设施建设，推进文化信息共享、农家书屋和农村电影放映等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农村居民文化生活极大丰富，农村文化事业实现长足发展。农普结果显示，96.8%的乡镇有图书馆、文化站，11.9%的乡镇有剧场、影剧院，41.3%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农家书屋58.7万个，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超过11亿册。

　　四、农村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生活水平质量不断提高

　　（一）乡村就业规模庞大，外出就业农民工明显增加

　　就业是民生之本。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就业人员主要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上世纪50—70年代，通过积极发展乡村经济，就业状况逐步改善，1978年乡村就业人员30638万人。改革开放以来，乡镇工业快速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乡村就业人员在1997年达到49039万人的历史高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2018年乡村就业人员逐渐回落到34167万人，规模仍然庞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各地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外出就业明显。2018年农民工28836万人，其中，到乡外就业的农民工17266万人。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14158万人；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14562万人。

　　（二）农村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1949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4元。上世纪50—70年代，随着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为商品流通特别是农副产品交换提供了便利条件，农产品价格提高也为农民增收带来实惠。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大对社会保障和民生改善的投入力度，农民的钱袋子更加殷实。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49年实际增长40.0倍，年均实际增长5.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201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69，比1956年下降了0.64。

　　（三）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当年价）衡量，1978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97.5%，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针对大面积的农村贫困人口，坚持开发式扶贫，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围绕“两不愁”即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把扶贫开发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开创了扶贫事业新局面。农村贫困人口快速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2018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1.7%，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

　　（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极低。上世纪50—70年代，农民消费逐步增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消费能力显著提升。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124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49年实际增长32.7倍，年均实际增长5.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比1954年下降了38.5个百分点。家庭消费品升级换代，移动电话、计算机、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2018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257部、计算机26.9台、汽车22.3辆、空调65.2台、热水器68.7台、微波炉17.7台。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7.3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39.2平方米。71.2%的农村居民住房为钢筋混凝土或砖混材料，比2013年提高了15.5个百分点，住房质量大为改善。

　　（五）农村低保标准稳步提高，低保兜底保障能力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针对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国家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农村低保年平均标准为840元/人，农村低保对象1609万户、3566万人。2018年农村低保年平均标准增加到4833元/人，比2007年增长4.8倍，年均增长17.2%，农村低保对象1903万户、3520万人。全面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制度，帮助无人监护的农村留守儿童落实受委托监护责任人，让失学辍学的农村留守儿童返校复学，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的兜底保障网越织越牢。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乡村最为突出，做好“三农”工作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直接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意义十分重大。我们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守住“三农”战略后院，发挥好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为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注：

[1] 本文中2007-2017年全国粮食产量、畜牧业产量、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均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进行了修订。

[2]规模化标准：耕种面积南方省份50亩以上、北方省份100亩以上，年出栏生猪200头以上，肉鸡、肉鸭年出栏10000只及以上，蛋鸡、蛋鸭存栏2000只及以上，鹅年出栏1000只及以上。

人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 阔步迈向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升，生活质量显著改善，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措施，特别是精准扶贫战略带动居民收入继续快速增长，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人民生活实现从温饱不足到迈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发生的巨大变化举世瞩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城乡居民收入保持了快速增长，消费水平明显提高，特别是扶贫开发取得的骄人成绩为世界所赞誉。194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28元，名义增长566.6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59.2倍，年均实际增长6.1%。1956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88.2元，2018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9853元，名义增长224.1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28.5倍，年均实际增长5.6%。按照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比1978年末减少约7.5亿人。

　　（一）1949-1978年：奋力争取温饱。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党和政府带领人民迅速恢复生产。到“一五”时期结束时，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年的99.5元增加到1957年的254元，年均实际增长9.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44元增加到1957年的73元，年均实际增长3.5%。尽管受到特殊时期的干扰，人民生活水平仍缓慢提升。到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比1957年名义增长35.4%，年均实际增长0.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元，比1957年名义增长83.1%，年均实际增长2.3%。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11元，比1957年名义增长40.2%，年均实际增长1.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6元，比1957年名义增长63.7%，年均实际增长1.7%。直至改革开放前，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明显改善，但总体上仍然处于奋力争取温饱的阶段。1978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按照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

　　（二）1979-1991年：稳定解决温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行、城市国营企业自主经营权扩大和一系列收入分配改革措施的出台，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较改革开放初期都有了明显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1991年的1701元，年均实际增长6.0%；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311元增加到1991年的1454元，年均实际增长5.5%；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1991年的53.8%，下降3.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1991年的709元，年均实际增长9.3%；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116元增加到1991年的620元，年均实际增长7.5%；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1991年的57.6%，下降10.1个百分点，大部分农村居民解决了温饱问题。

　　（三）1992-2012年：实现总体小康。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又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热潮，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国务院不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落实一系列居民增收政策，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的2027元增加到2012年的24127元，年均实际增长8.3%；人均消费支出从1992年的1672元增加到2012年的17107元，年均实际增长7.3%；恩格尔系数从1992年的53.0%下降到2012年的32.0%，下降21.0个百分点。在农村地区，国家先后出台了减免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措施，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为农民增收提供重要支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的784元增加到2012年的8389元，年均实际增长6.7%；人均消费支出从1992年的659元增加到2012年的6667元，年均实际增长6.9%；恩格尔系数从1992年的57.5%下降到2012年的35.9%，下降21.6个百分点。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按照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2012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9899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0.2%。

　　（四）2013-2018年：迈向全面小康。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全面深化实施，重点群体收入增长措施持续发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深入推进，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增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26467元增加到2018年的39251元，年均实际增长6.3%；人均消费支出从2013年的18488元增加到2018年的26112元，年均实际增长5.2%；恩格尔系数从2013年的30.1%下降到2018年的27.7%，下降2.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9430元增加到2018年的14617元，年均实际增长7.7%；人均消费支出从2013年的7485元增加到2018年的12124元，年均实际增长8.5%；恩格尔系数从2013年的34.1%下降到2018年的30.1%，下降4.0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按照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8239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7%，比2012年末下降8.5个百分点。我国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收入分配格局明显改善

　　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跨越式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也从单一走向多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着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收入分配格局明显改善。

　　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不再占据绝对主体，经营、财产和转移收入比重增加。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城镇居民就业者绝大多数为国有和集体职工，工资性收入几乎是唯一的收入来源。改革开放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投资渠道不断拓宽，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善，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0.6%，比1964年下降30.3个百分点；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的占比为11.3%，比1964年提高8.4个百分点；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的占比为10.3%，比1985年提高9.8个百分点；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的占比为17.8%，比1964年提高13.3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由集体工分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为主转为家庭经营、工资和转移收入并驾齐驱。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从集体得到的工分收入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1956年，农村居民人均从集体得到的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62.4%；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净收入占比为23.3%。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户成为独立的经营单位，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上升。随着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工资性收入成为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来源。进入21世纪后，随着各种惠农补贴的发放、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和脱贫攻坚政策的深入推进，转移性收入也得到快速增长。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41.0%，经营净收入占比为36.7%，财产净收入占比为2.3%，转移净收入占比为20.0%。

　　在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在城乡、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明显缩小。201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2.69，比1956年下降0.64，比2012年下降0.19。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的收入倍差为2.33，比2000年下降了0.17。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的收入倍差为3.45，比2000年下降了0.74。

　　三、居民食品消费实现从匮乏到富足的跨越，衣着消费实现从穿暖到穿美的巨变

　　食品从匮乏到富足，食品烟酒支出水平大幅增长。改革开放前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由于供给数量不足，品种单调，居民的消费水平较低。改革开放以来，食品供给实现了从匮乏到富足的转变，居民食品消费水平大幅增加。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7239元，比1956年增长58.3倍。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3646元，比1954年增长88.1倍。在居民食品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从食物消费量看，城乡居民的粮食消费量明显减少，肉蛋奶等食品消费量显著增加。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110.0公斤，比1956年下降36.6%；人均猪肉消费量22.7公斤，比1956年增长2.9倍；人均牛羊肉消费量4.2公斤，比1956年增长1.6倍；人均蛋类消费量10.8公斤，比1956年增长2.2倍；人均奶类消费量16.5公斤，比1985年增长6.5倍。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148.5公斤，比1954年下降33.0%；人均猪肉消费量23公斤，比1954年增长5.2倍；人均牛羊肉消费量2.2公斤，比1954年增长1.4倍；人均蛋类消费量8.4公斤，比1954年增长9.5倍；人均奶类消费量6.9公斤，比1983年增长8.9倍。

　　衣着从穿暖到穿美，实现成衣时尚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城乡居民穿着状态的真实写照。居民对衣着的需求主要以保暖御寒为主，一般购买布料自己制作服装。1956年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为33.1元，人均购买棉布35.0尺、呢绒和绸缎0.6尺、鞋0.7双。1954年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仅为7.8元。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居民对衣着的需求从“穿暖”转为“穿美”，服装鞋帽从自己制作逐步转向购买为主，服装的名牌化、时尚化和个性化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衣着消费支出大幅增长。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消费为1808元，比1956年增长53.6倍；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消费为648元，比1954年增长82.0倍。

　　四、耐用消费品不断升级换代，人均住房面积质量大幅提高

　　耐用消费品从无到有，不断升级换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非常有限。1956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自行车6.7辆，机械手表10.0只，电子管收音机2.7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主要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1979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自行车113.0辆、手表204.0只、缝纫机54.3架、收音机70.5部；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自行车36.2辆、手表27.8只、缝纫机22.6架、收音机26.1部。当时，电视机还属于稀缺消费品。直到1980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视机32.0台，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视机仅0.4台。至2018年，不仅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在城乡居民家庭普及，移动电话、计算机、汽车也逐渐走向寻常百姓家，居民生活更加便捷和舒适。2018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243.1部、计算机73.1台、汽车41.0辆、空调142.2台、热水器97.2台；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257.0部、计算机26.9台、汽车22.3辆、空调65.2台、热水器68.7台。

　　人均住房面积大幅提高，居住质量极大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绝大部分城镇居民租住单位或房屋管理部门的房屋，只有少数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人口多，住房面积小，三代同居一室是当时较为普遍的居住现象。改革开放以后，民用住宅建设的投资力度加大，近年来党和政府更是通过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棚户区改造、贫困地区危旧房改造等举措千方百计解决居民住房难的问题，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明显改善。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0平方米，比1956年增加33.3平方米，增长5.8倍。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7.3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39.2平方米，增长4.8倍。2018年，城乡居民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或砖混材料结构住房的户比重为95.8%和71.2%，分别比2013年提高4.0和15.5个百分点。

　　五、交通通信方式从落后到现代，文教娱乐消费从单一到丰富

　　交通通信方式从落后到现代，出行沟通更加便捷。改革开放前，城乡居民交通出行方式比较单一，通信方式主要依靠邮政传递。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城乡居民的便捷出行奠定了基础。现代化的通信工具逐渐进入城乡居民家庭，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加高效便捷。城乡居民的交通通信支出大幅增长，交通通信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增加。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为3473元，比1985年增长393.7倍；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3.3%，比1985年增加12个百分点。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为1690元，比1985年增长300.8倍；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3.9%，比1985年增加12.2个百分点。

　　文教娱乐消费从单一到丰富，精神生活日益充实。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水平低下，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逐步加强，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经过70年的不懈奋斗，2018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8.1%。随着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重视精神文化生活，教育投资理念不断增强，娱乐方式更加丰富多样。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2974元，比1985年增长41.9倍；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1.4%，比1985年增加1.1个百分点。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1302元，比1985年增长104.0倍；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0.7%，比1985年增加6.8个百分点。

　　六、医疗卫生服务长足进步，生活环境条件明显改善

　　医疗卫生服务长足进步，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我国的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比较紧缺，医疗设备简陋，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保障水平较低。经过70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医疗卫生资源总量和质量、医疗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群众就医便利程度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18年末，全国共有医疗卫生机构99.7万个，卫生技术人员952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840万张，覆盖城乡居民的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2046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7.8%，比1985年增加7.0个百分点。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240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0.2%，比1985年增加7.8个百分点。

　　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生活环境条件明显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美丽宜居乡村加快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住宅外道路为水泥或柏油路面的户比重为75.4%，比2013年提高24.0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有管道供水入户的户比重为79.7%，比2013年提高18.8个百分点。83.6%的户所在自然村实现了垃圾集中处理，比2013年提高34.9个百分点。65.3%的户所在自然村实现了饮用水集中净化处理，比2013年提高19.7个百分点。在习近平总书记就“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指示后，农村居民的厕所卫生条件显著提升。2018年，农村居民使用卫生厕所的户比重为56.0%，比2013年提高20.4个百分点。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举世瞩目，但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和繁重，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锐意进取，埋头苦干，继续拓宽居民收入渠道，不断挖掘居民收入增长潜力，持续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

扶贫开发持续强力推进 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减贫扶贫，出台实施了一系列中长期扶贫规划，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扶贫开发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区域性整体减贫成效明显，贫困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举世瞩目成就

　　新中国成立时，国家一穷二白，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技术的推广、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建立等为减缓贫困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率先进行了经济制度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农民温饱问题逐步得以解决。以当时的农村贫困标准^[1]衡量，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末的2.5亿人减少到1985年末的1.25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末的30.7%下降到1985年末的14.8%。若以现行农村贫困标准^[2]衡量，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末的7.7亿人减少到1985年末的6.6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末的97.5%下降到1985年末的78.3%。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针对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确立以贫困地区为重点，实施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政策，先后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两个为期10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村贫困程度进一步减轻，贫困人口继续大幅减少。以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2012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9899万人，比1985年末减少5.6亿多人，下降了85.0%；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0.2%，比1985年末下降了68.1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扶贫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2013-2018年我国农村减贫人数分别为1650万人、1232万人、1442万人、1240万人、1289万人、1386万人，每年减贫人数均保持在1000万以上。六年来，农村已累计减贫8239万人，年均减贫1373万人，六年累计减贫幅度达到83.2%，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2018年末的1.7%，其中，10个省份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已降至1.0%以下，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

　　二、区域扶贫力度持续加大，整体减贫成效明显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地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民生逐步改善。受自然、历史等诸多因素影响，我国贫困具有区域性特征，中西部地区整体性贫困相对突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聚焦贫困区域，实施减贫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加大对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政策力度，推进东西部地区协作扶贫，区域性整体减贫成效明显。

　　从东中西地区^[3]看，东部地区已基本率先脱贫，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2018年末，东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147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1220万人，六年累计下降89.2%；农村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末的3.9%下降到2018年末的0.4%，累计下降3.5个百分点，已基本率先实现脱贫。中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末的3446万人减少到2018年末的597万人，累计减少2849万人，下降幅度为82.7%；农村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末的10.5%下降到2018年末的1.8%，累计下降8.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末的5086万人减少到2018年末的916万人，累计减少4170万人，下降幅度为82.0%；农村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末的17.6%下降到2018年末的3.2%，累计下降14.4个百分点。

　　分贫困区域看，贫困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民族八省区减贫成效明显。2018年末，贫困地区^[4]农村贫困人口1115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了4924万人，六年累计减少81.5%，减贫规模占全国农村减贫总规模的59.8%；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23.2%下降至2018年末的4.2%，六年累计下降19.0个百分点，年均下降3.2个百分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农村贫困人口935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4132万人，六年累计减少81.5%；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24.4%下降至2018年末的4.5%，累计下降19.9个百分点，年均下降3.3个百分点。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915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4190万人，六年累计减少82.1%；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24.4%下降到2018年末的4.3%，累计下降20.1个百分点，年均下降3.4个百分点。民族八省区^[6]农村贫困人口602万人，比2012年末减少2519万人，六年累计减少80.7%；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21.1%下降至2018年末的4.0%，累计下降17.1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8个百分点。

　　三、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消费水平大幅提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居民生活困苦，收入消费水平低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收入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201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分别比1978年实际增长了11.5倍和9.3倍。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消费实现快速增长，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差距缩小，贫困人口发展能力持续提升。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71元，是2012年的1.99倍，年均增长12.1%；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10.0%，比全国农村平均增速快2.3个百分点。其中，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26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水平达到2012年的1.77倍，年均实际增长10.0%，比全国农村平均增速快2.3个百分点。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28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水平是2012年的1.81倍，年均实际增长10.4%，比全国农村平均增速快2.7个百分点。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71.0%，比2012年提高了8.8个百分点，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8956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增长11.4%，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3%。其中，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8854元，年均增长11.3%，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3%；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8935元，年均增长11.6%，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5%。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73.9%，比2012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

　　四、贫困地区生活环境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全面提高

　　新中国是在战争的废墟和极度贫苦的环境中建立的，70年来，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继续加大对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建设和投入力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提高。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从居住条件看，2018年贫困地区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房或砖混材料房的农户比重为67.4%，比2012年提高28.2个百分点；居住在竹草土坯房的农户比重为1.9%，比2012年下降了5.9个百分点；使用卫生厕所的农户比重为46.1%，比2012年提高20.4个百分点；饮水无困难的农户比重为93.6%，比2013年提高12.6个百分点。从家庭耐用消费品情况看，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从无到有，产品升级换代。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每百户拥有电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等传统耐用消费品分别为87.1台、86.9台和106.6台，分别比2012年增加39.6台、34.6台和8.3台，拥有量持续增加，和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每百户拥有汽车、计算机等现代耐用消费品分别为19.9辆、17.1台，分别是2012年的7.4倍和3.2倍，实现快速增长。

　　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改善。截至2018年末，贫困地区通电的自然村接近全覆盖；通电话、通有线电视信号、通宽带的自然村比重分别达到99.2%、88.1%、81.9%，比2012年分别提高5.9个、19.1个、43.6个百分点。2018年，贫困地区村内主干道路面经过硬化处理的自然村比重为82.6%，比2013年提高22.7个百分点；通客运班车的自然村比重为54.7%，比2013年提高15.9个百分点。

　　贫困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2018年，贫困地区87.1%的农户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便利，89.8%的农户所在自然村上小学便利，分别比2013年提高15.7个和10.0个百分点；有文化活动室的行政村比重为90.7%，比2012年提高16.2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拥有合法行医证医生或卫生员的行政村比重为92.4%，比2012年提高9.0个百分点；93.2%的农户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比2013年提高8.8个百分点；78.9%的农户所在自然村垃圾能集中处理，比2013年提高49.0个百分点。

　　五、中国减贫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为世界减贫做出卓绝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通过加快建设，深化改革和大规模扶贫开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是我国减贫速度明显快于全球。世界银行发布数据显示，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从1981年末到2015年末，我国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了87.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6个百分点，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32.2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我国减贫速度明显快于全球，贫困发生率也大大低于全球。

　　二是为全球减贫提供中国经验。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脱贫方略的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时发贺信盛赞中国减贫方略，称“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三是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为世界减贫贡献中国力量。中国在实现自身减贫的同时也努力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减贫。截至2015年10月，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积极向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并先后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国际减贫合作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解决贫困问题付出了艰辛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篇章。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为根本指引，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以更大的决心和信心，尽锐出战、迎难而上，确保坚决打赢脱贫这场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

注：

[1]指按1984年价格确定的每人每年200元的贫困标准，是较低水平的生存标准。

[2]指按2010年价格确定的每人每年2300元的贫困标准，是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稳定温饱标准。

[3]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份。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份。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省份。

　　[4]贫困地区，包括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片区外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832个县。2017年将享受片区政策的新疆阿克苏地区1市6县也纳入了贫困监测范围。下同。

　　[5]2011年，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在全国共划出11个连片特困地区，加上已经实施特殊扶贫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14个片区680个县。2016年起，新疆阿克苏地区1市6县享受片区政策。

　　[6]民族八省区包括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八个省区。

交通运输铺就强国枢纽通途 邮电通信助力创新经济航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六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坚持交通运输先行理念，交通运输领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交通基础设施加速成网，运输服务能力连上台阶，为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先行官作用。创新引领邮电通信业跨越式发展，综合通信能力显著提升，邮政新业务不断拓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交通运输业蓬勃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密集成网、综合运输保障能力大幅提升的70年；是交通运输业不断深化改革、向交通强国目标坚实迈进的70年。

　　（一）交通运输改革进程不断加速，开启交通强国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交通运输建设力度逐步加大。新中国成立之初，交通运输面貌十分落后。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内河航道7.4万公里，其中等级航道仅2.4万公里。民航航线里程1.1万公里，只有12条航线。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领域，在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逐步加大，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总体而言，交通运输供给滞后于需求增长，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改革开放谱写经济发展新篇章，交通运输步入发展快车道。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府在放开交通运输市场、建立社会化融资机制方面进行开创性探索。如铁路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出台提高养路费征收标准、开征车辆购置附加费以及“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等扶持公路发展的三项政策；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开始实行招投标制度等^[1]。随着改革开放力度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极大缓解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不断升级对交通运输发展的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建设成绩斐然。党的十八大以来，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网络化布局，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强筋骨，“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基本贯通，交通运输服务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国民经济主动脉作用日益显现。这一阶段，交通运输发展实现由“总体缓解”向“基本适应”的阶段性转变，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我国也由“交通大国”逐步向“交通强国”迈进。

　　（二）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日趋完善，多种运输方式齐头并进

　　铁路路网纵横延伸，“四纵四横”高铁网建成运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以沟通西南、西北为重点，修建了大量铁路线路和枢纽。成渝、天兰、兰新等大批铁路干线陆续建成，延伸到除西藏外的所有省区。到1978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增至5.2万公里。改革开放后，我国铁路建设突飞猛进，路网规模进一步扩大，路网质量显著提升。到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2]，较1949年增长5.0倍，年均增长2.6%。其中，电气化里程9.2万公里，复线里程7.6万公里，电气化率和复线率分别达到70.0%和58.0%。

　　2008年京津高铁开通运营，标志着我国铁路开始迈入高铁时代。经过近十年快速建设，“四纵四横”高铁网建成运营，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到2018年末，高铁营业总里程3.0万公里，是2008年的44.5倍，年均增长46.2%，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

　　公路路网四通八达，高速公路建设成效显著。新中国成立后，在修复原有公路基础上，陆续修建了康藏、川藏等公路干线。到1978年，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9.0万公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1.0倍。改革开放后，国家持续加大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公路总里程迅猛增长，路网通达度显著提高。到2018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60.0倍，年均增长6.1%；公路密度达到50.5公里/百平方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公路密度提高了49.6公里。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深入开展 “四好农村路”建设，实施“百项交通扶贫骨干通道工程”等工程，农村公路覆盖面和质量进一步提升。到2018年末，农村公路里程达到404万公里，通硬化路乡镇和建制村分别达到99.6%和99.5%。

　　自1988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公路建成通车以来，高速公路发展不断提速，实现从无到有再到覆盖成网的跨越式发展。到2018年末，高速公路总里程14.3万公里，年均增长25.8%，总里程居世界第一位。

　　大型港口建设加速推进，内河航道通航条件明显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我国有计划地进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绩。到1978年末，全国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数由1949年的161个增至735个。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港口建设步入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深水化、大型化、专业化码头建设加速推进。到2018年末，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是1949年的148.6倍，年均增长7.5%。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泊位从1957年的38个增至2444个，年均增长7.1%。2018年，在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有七席。同时，我国内河航道条件持续改善，形成通江达海干支衔接的航道网络。到2018年末，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12.7万公里，其中等级航道占比52.3%。

　　民航面貌焕然一新，航线网络和机场规模不断拓展。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民航事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民航机场设施水平不断提升，航线网络覆盖率大幅提高，航空运输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到2018年末，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945条，是1950年的412.1倍，年均增长9.3%；定期航班航线里程由1950年的1.1万公里增至2018年的838万公里，年均增长10.2%；国内定期航班通航城市由1950年的7个增至2018年的230个；定期航班通航机场数量由1949年的36个增至2018年的233个，初步形成以国际枢纽机场为中心，区域枢纽机场为骨干，其他干、支线机场相互配合的格局。

　　（三）运输服务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客货运量大幅增长

　　交通运输设备更新换代，科技水平日新月异。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交通运输设备量质齐升，得到长足发展，铁路机车、民用汽车、民用飞机、各类船舶的保有量和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到2018年末，全国铁路拥有机车2.1万台，是1949年的5.3倍；民用汽车保有量2.3亿辆，是1949年的4564.1倍；民用飞机由1985年的404架增至2018年的6134架；水上运输船舶13.7万艘，是1950年的30.3倍。数量激增的同时，各类运输装备技术不断突破创新。以高速列车、大功率机车、大型客机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铁路和飞机装备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运输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交通运输量大幅增长。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和多元化交通工具，极大满足了居民出行和货物运输需求，带动旅客和货物运输量大幅增长。2018年，全国主要运输方式完成客运量179亿人，旅客周转量34218亿人公里，是1949年的128.5倍和220.8倍，年均分别增长7.3%和8.1%。完成货运量515亿吨，货物周转量204686亿吨公里，是1949年的275.3倍和793.8倍，年均分别增长8.5%和10.2%。随着现代化码头建设的加速推进，带动港口货物吞吐量大幅增长。2018年，全国沿海规模以上主要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2.2亿吨，是1949年的1390.6倍，年均增长11.1%。

　　运输服务转型升级，居民出行和货物流转更加高效。在政策积极推动下，涌现上海虹桥综合客运枢纽、广州南站综合客运枢纽等一批综合客运枢纽，实现高铁、城市客运、轨道交通、民航等交通方式无缝对接，旅客换乘更加便捷。随着互联网发展，铁路客运互联网售票等信息化服务全面普及，滴滴打车等互联网出行方式方兴未艾，居民出行方式更加多样。多式联运、无船承运、无车承运等货运组织形式快速发展，货物运输及时性和延展性大幅提高，逐步形成便捷、高效的货物运输服务体系。

　　二、邮政服务提质增效，新业务焕发活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邮政业体制改革健全完善、行业发展迸发生机活力的70年；是快递服务从无到有、成为世界第一快递大国的70年。

　　（一）邮政业改革稳步推进，行业发展提速换挡

　　新中国成立初期，邮政业在探索中前进。新中国成立初期，邮政网络残缺不全，生产设备陈旧落后，全国邮路长度仅70.6万公里，邮政服务局所2.6万处，大部分设施集中在大中城市。此后几十年，人民邮政事业不断发展壮大，恢复和建设了沟通城乡、覆盖全国的基础性邮政网络，邮政服务水平大幅提高。到1978年末，全国邮政营业网点5.0万个，邮路总长度486万公里。

　　邮政业改革持续推进，行业发展焕发生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强化邮政业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1986年，新中国第一部邮政法颁布；1998年，邮政业实施重大体制改革，从“邮电合一”变为“邮电分营”；2005年，邮政业实行政企分离，邮政监管体制和运行机制更加适应市场经济需求。邮政业改革深入推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邮政业通政通民通商功能进一步强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中国成为全球增速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邮政市场。

　　（二）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斐然，邮政服务覆盖城乡

　　邮政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行业规模不断扩张。邮政业经过70年大规模建设，基本形成航空、铁路、公路多种运输形式综合利用，连接城乡、覆盖全国、连通世界的现代邮政网络，收寄和投递能力大幅提升，群众用邮便捷性显著提高。到2018年末，邮路总长度985万公里、邮政营业网点27.5万处，分别是1949年的14.0倍和10.4倍，年均分别增长3.9%和3.5%。1949年，我国邮政业务总量仅1.6亿元，2018年邮政业务总量已经达到上万亿的规模，全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12345亿元^[3]，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瞩目。

　　（三）快递业从无到有蓄势崛起，业务规模连创新高

　　快递业异军突起，市场规模不断扩张。1980年和1984年，中国邮政先后开办国际、国内特快专递业务，开启了快递业务先河。随后，邮政体制改革、居民物品传递需求的增长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为快递业崛起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快递业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成长壮大，快递业务量自2014年首度超过美国后，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到2018年末，快递业务总量由1988年的153万件激增至507亿件，年均增速高达41.5%；2018年完成快递业务收入6038亿元，占邮政业务收入的76.4%。

　　运输装备和信息技术加快应用，快递服务质效逐步提升。快递行业运输装备数量大幅增加，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分拣等一批行业发展关键技术加快应用，自动化分拣覆盖快递骨干企业，快递服务时效性和稳定性不断提高。到2018年末，国内快递专用货机116架，快递服务汽车23.9万辆，分别是2013年的2.1倍和1.5倍，年均增长16.5%和8.8%。

　　三、通信业发展突飞猛进，通信能力显著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通信业务推陈出新、通信方式不断变迁的70年；是通信技术迎头赶超、通信能力持续提升的70年。

　　（一）通信业发展步伐逐渐加快，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夕，通信业缓慢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信业基础设施极端落后，全国长途电缆1635皮长公里，电话用户总数21.8万户，电话普及率仅0.05部/每百人。到改革开放前的这一时期，通信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行业管理体制是政府部门（原邮电部）垄断经营公用电信业。到1978年，全国长途电缆11864皮长公里，电话用户193万户，电话普及率增至0.4部/每百人。

　　改革开放释放政策红利，通信业发展不断提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通信需求与日俱增，我国不断改革行业管理体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通信业高速发展。通信业从邮电部政企合一经营，历经邮电分营、电信重组等关键性变革，形成中国电信、移动和联通三大运营商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改革开放后，通信行业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走过从引进到消化、吸收和创新的历程，通信业现代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国务院、工信部先后制定 “宽带中国”战略，推进“光进铜退”工程、“网络提速降费”等政策实施，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网络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二）通信能力大幅提升，用户规模发展壮大

　　通信网络覆盖全国，通信能力持续提升。经过70年投资建设，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容量成倍扩张，已建成包括光纤、卫星、程控交换、移动通信等覆盖全国、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到2018年末，我国局用交换机容量13109万门，是1949的420.2倍，年均增长9.1%；移动交换机容量由1990年的5.1万户猛增至2018年的25.9亿户，年均增长47.3%；光缆线路长度由1997年的55.7万公里增至2018年的4358万公里，年均增长23.1%；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由2003年的1802.3万个增至2018年的8.9亿个，年均增长29.6%。

　　通信技术跨越式发展，技术水平迎头赶超。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信技术高速发展，光通信和移动通信等领域技术突破创新，实现从空白到领先的跨越。光纤宽带不断升级，百兆光纤入户逐步普及，到2018年末，光纤接入（FTTH/O）用户达3.68亿户；移动通信领域经历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同步、5G引领的崛起历程。从2014年开始，我国用短短两三年时间建成全球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4G网络。到2018年末，4G用户总数达11.7亿户，占全部移动电话用户的74.4%。我国5G技术研发于2016年初全面启动，并在商业化应用等方面不断加大工作力度。

　　用户规模发展壮大，电信业务总量高速增长。到2018年末，全国电话用户规模达17.5亿户，用户规模居世界第一。其中，固定电话用户数1.8亿户，是1949年的836.0倍，年均增长10.2%；移动电话用户数15.7亿户，是1988年的52.2万倍，年均增长55.1%。移动宽带用户（即3G和4G用户）总数由2014年末的5.8亿户增至2018年末的13.1亿户，年均增长22.4%。用户规模持续壮大，拉动电信业务总量和收入快速增长。2018年，全年电信业务总量达到65556亿元；电信业务收入13010亿元，是1950年的1.3万倍，年均增长15.0%^[4]。

　　（三）互联网应用加速普及，互联网产业势头强劲

　　网民数量稳步提高，带动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快速增长。我国网民由1997年的62万人激增至2018年的8.3亿人，年均增长40.9%。其中，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4G网络覆盖率的提高，各类出行、餐饮外卖等移动应用加快普及，带动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高速增长。2018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711亿GB，是2013年的56.1倍，5年年均增速高达123.8%。

　　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新经济发展增添活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各领域跨界融合，催生一系列“互联网+”经济新业态，为国民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成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持续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形成一批行业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消费持续释放居民需求潜力。截至2018年末，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6.1亿，占网民总体的73.6%^[5]。

　　回首新中国成立70年，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仍面临诸多挑战，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亟待解决，交通安全形势仍然严峻，绿色交通、智慧交通发展刚刚起步，网络和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等等。展望未来，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起点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道路坚定前行，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1]引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交通运输发展》白皮书。

　　[2]铁路营业里程数据为最终年报数。

　　[3]1949年邮政业务总量为中央国有，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2018年邮政业务总量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

　　[4]2018年电信业务总量按2015年不变价格计算；1950年电信业务收入为中央国有。

　　[5]引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 城市发展阔步前进——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城市工作，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镇化建设和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城市建设和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明显改善，城市功能全面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搭建了一个坚实的平台。

　　一、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辉煌成就举世瞩目

　　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比1949年末提高48.9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总体上看，我国城镇化经历了探索发展、快速发展和提质发展的过程。

　　探索发展阶段（1949-1978年）。194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10.64%。国民经济恢复与“一五”时期，出现了一批新兴工矿业城市，武汉、太原和洛阳等老城市也进行了扩建改造，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持续增加。1960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19.75%，比1949年末提高了9.1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83个百分点；城市数达到199个，增加了67个，年均增加6个。进入60年代，国民经济全面调整，一大批新设置的市退回县建制，一部分地级市降为县级市，人口流动受到户籍政策的严格控制，城镇化进程有所波动。1964年，“三线”建设开始启动，中西部地区城市数和城镇人口有所增加，区域协调性有所改善，至197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本保持在17%-18%之间。

　　快速发展阶段（1979-2011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改革重点很快转向城市，我国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经济特区逐步设立，沿海城市、三个“三角”地区^[1]、海南岛和上海浦东陆续开放，户籍管理制度开始放松，农村人口快速向城镇流动，乡镇企业兴起，城市和小城镇数量迅速增加。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1993年，设市标准放宽进一步促进了城镇化发展。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活力持续增强，珠三角、长三角等城市群逐步成形，城市集聚效应更加明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城市商业更加兴旺，市场更加繁荣。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发展战略实施，改革开放逐渐扩展至沿边、沿江和沿主要交通干线城市，城市发展的区域协调性进一步增强。2011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工作和生活在城镇的人口比重超过了50%，比1978年末提高33.3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1个百分点。

　　提质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我国城镇化开始进入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2013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4年，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15年，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户籍、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保和住房等领域配套改革相继出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明显加快，大城市管理更加精细，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加速发展，城市功能全面提升，城市群建设持续推进，城市区域分布更加均衡。2018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2011年提高了8.3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19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3.37%，比2015年提高了3.4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16个百分点。

　　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中小城市发展齐头并进

　　城市数量显著增多。1948年末，我国城市共有58个，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大批县城改设为城市。1949年末，全国城市共有132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65个，县级市67个；建制镇2000个左右。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过程整体比较曲折，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迟缓。1978年末，全国城市共有193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101个，县级市92个；建制镇2176个。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建设进入快速通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持续协调发展，城市数量迅速增加。2018年末，城市个数达到672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297个，县级市375个；建制镇21297个。

　　城市人口规模明显扩大。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人口规模普遍较小。1949年末，城市^[2]人口共3949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为2741万人。非农业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仅有5个，50-100万人口的城市有7个，20-50万人口的城市有18个，人口少于20万的城市多达102个。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城市人口规模持续快速扩大。2017年末，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户籍人口达到48356万人，户籍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14个，300-500万人口的城市有16个，50-300万人口的城市达到219个，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有49个。

　　城市占地面积大幅度扩展。70年来，随着城市建设范围的不断扩大和行政区划的调整，我国城市区域快速拓展，如北京市内城区从二环路内扩大到了六环路内甚至更大；深圳市由一个边陲小渔镇发展成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大城市。1981年至2017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7438平方公里增加到56225平方公里，增加了48787平方公里，增长了6.6倍。

　　三、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经济总量显著增加。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经济基础非常薄弱。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城市百业兴旺，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加。1988年，全部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只有7025亿元，占全国的一半左右。2017年，仅地级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就达到52.1万亿元，占全国的63.0%；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4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万亿元。地级以上城市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80361个，全年利润总额达41428亿元；而1978年城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利润只有477亿元。各类所有制工业企业蓬勃发展，私营企业发展迅速。2017年末，地级以上城市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有91579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50.8%。

　　财政实力明显增强。2017年，地级以上城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55714亿元，占全国的60.9%；上海、北京、深圳和天津等10个城市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千亿元。而1978年全部城市的公共财政收入只有584亿元。2017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63.2万亿元，比1995年增加61.6万亿元，占全国的98.5%，提高20.4个百分点；城镇住宅投资8.1万亿元，比1995年增加7.7万亿元，占全国的92.6%，提高23.4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显著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基本上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完成国家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工业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改革开放后，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加速向城市集聚，现代工业体系快速建立，服务业迅猛发展，城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转为主要依靠第二、三产业带动。十八大以来，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工业结构调整持续升级，我国正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和共享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服务业迅速兴起，文化、旅游和康养等“幸福产业”快速崛起，城市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新动能持续发展壮大，转型升级成果明显，城市经济发展潜力和活力进一步释放。2017年，地级以上城市三次产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9%、41.4%和55.7%，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比1990年提高了22.7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繁荣兴旺。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商业连锁店、大型百货超市和商业综合体快速涌现，促进了城市贸易市场的繁荣，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进一步增强。2018年，全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为325637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5.5%。2017年末，地级以上城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达到12.8万个，占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的64.1%；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商品零售额54.8万亿元，占全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商品零售额的87.0%。而1978年，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只有449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8.8%。

　　科技创新持续增强。一大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相继成立，高新技术企业蓬勃发展，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相继问世，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2017年，地级以上城市（全市）科学技术支出3861亿元，专利申请344万项，专利授权167万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32.7万项，日均896项。

　　四、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互促共进

　　交通出行更加便利。解放初期，我国交通设施十分落后，出行非常不便。1949年末，全国城市道路面积8432万平方米，拥有公共交通设施的城市仅27个，公共汽（电）车也只有2299辆，黄包车、自行车是大城市比较普遍的交通工具。改革开放以来，交通基础设施快速改善，铁路、公路、航空和水路等路网四通八达，城市公交、地铁、城铁、出租车、网约车和共享单车极大地方便了城市居民的出行。2017年，全国城市道路面积达78.9亿平方米，地级以上城市营运公共汽（电）车50.0万辆。2018年，城市客运量为1262亿人次，年末公交专用车道长度达12850公里；30多个城市开通了轨道交通，轨道交通运营线路171条，运营里程5295公里。

　　市政设施逐渐完备。解放前，城市供水、供电、供气及排水、排污和垃圾处理等设施匮乏，市容市貌破败不堪。1949年末，全国只有72个城镇建有自来水厂，供水管道6589公里；污水处理厂仅4座，日处理能力4万吨，排水管道6035公里；有供气设施的城市仅9个，年供气总量为3970万立方米。2017年末，城市供水供气设施完备，供水管道达79.7万公里，年供水总量594亿立方米，供水普及率98.3%；供气管道达11716公里，年供气总量为27.1亿立方米，燃气普及率96.3%；污水处理厂达2209座，日处理能力15743万立方米，排水管道63.0万公里，污水处理率达到95.5%；生活垃圾处理率达99.0%，无害化处理率为97.7%；城市公厕13.6万座，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22.8万台；城市集中供热面积达83.1亿平方米，管道长度达27.6万公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长度为2418公里；道路照明灯2594万盏。

　　邮政通讯方便快捷。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六七十年代，人们主要通过寄信、电报和手摇电话等方式远程联络。改革开放后，邮电通讯业蓬勃发展，信息产业迅速兴起，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不断推进，手机、电子邮件和QQ等交流沟通方式迅速流行。移动互联网技术成熟和智能手机普及后，移动支付、移动出行、移动视频直播和餐饮外卖等应用得到实现，线上线下加快融合，物联网加速发展，电子商务规模持续扩大，“互联网+”战略深入贯彻实施，显著改变了经济发展模式和工作生活方式。2018年，全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3010亿元，其中移动通信业务实现9134亿元；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711亿GB，其中手机上网流量达到702亿GB，移动互联网接入户平均月流量达4.4GB；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0198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4%。

　　教育文化事业稳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努力发展学校正规教育，同时通过“扫盲班”“夜校”等多种形式快速提高人民文化素质。改革开放以来，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规模大幅度扩大，电大、函授和全脱产等成人本专科教育方式灵活多样，各级各类教育快速发展。2017年末，地级以上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全市）2581所，专任教师161万人。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百花齐放，艺术创作持续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大幅提升。2018年末，全国共有3176个公共图书馆、4918个博物馆、528个美术馆、3326个文化馆和2478个艺术表演场馆，这些场馆大部分集中在城市。

　　社保医疗体系不断健全。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国营及部分大型集体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制度迅速建立。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逐步构建了更加灵活、有效、覆盖城乡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生改善，建成一整套广覆盖、保基本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城市医疗设施持续改善，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2018年末，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4.2亿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3.2亿人，共有1008万城市居民获得最低生活保障。2017年末，地级以上城市医院16345个，医院床位350万张，执业（助理）医师188万人。

　　居住环境更加美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绿化祖国”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园林城市”创建，再到现在的“绿色城市”和“美丽中国”建设，我国园林绿化事业快速发展，城市环境更加优美。2017年末，全国城市公园15633个，其中免费公园14555个；公园绿地面积68.8万公顷，1981年末仅有2.2万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1平方米，而1981年末只有1.5平方米；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0.9%，比1986年末提高24个百分点；城市建成区绿地率37.1%，比1996年末提高18.1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展“海绵城市”建设，通过改造和治理境内水系和路网交通，就地消纳和利用降雨，城市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提高。

　　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文明素质和文化修养。近年来，以文明城市创建为抓手，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打造城市文化名片；整治大街小巷，改善城市环境；规范窗口行业服务，精细化管理城市，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平，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全面推动了城市建设和发展。截至2018年末，已评选表彰了五届共176个全国文明城市，其中省会城市23个，地级市80个，直辖市城区17个，县级市56个。

　　五、新型城市蓬勃发展，城市群格局基本形成

　　新型城市建设精彩纷呈。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有序规范推进，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等新型城市建设热点纷呈。城镇棚户区和旧房改造成绩亮眼，综合交通网络明显优化，地下管网改造不断加强，海绵城市建设成效明显，各地智慧城市建设正在快速推进；很多城市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努力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博物馆建设，打造书法城市、体操城市、瓷器城市等文化名片，不断开发文创产品，大力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发展。

　　特色小（城）镇不断涌现。城乡结合，生产、生态和生活“三生”融合的特色小（城）镇建设形成热潮，全国大部分地区明确了培育目标，制定了支持政策和相关规划，正在稳步有序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工作。特色小（城）镇的发展不仅注重产业升级，更关注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完善的设施配置，多元的产业配套，成功的商业运作让越来越多的小（城）镇闻名遐迩，蜚声海内外。截至2018年底，全国特色小（城）镇共有403个，全国运动休闲特色小（城）镇有62个，国家森林小（城）镇有50个，再加上各地政府创建的省级和市县区级特色小（城）镇，以及市场主体自行命名的特色小（城）镇，特色小（城）镇创建数量有数千个。

　　城市群格局基本形成。近年来，城市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格局不断优化，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建设加快推进，跨省区域城市群规划全部出台，省域内城市群规划全部编制完成，“19+2”^[3]的城市群格局基本形成并稳步发展。随着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城市群内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同城化趋势日益明显的都市圈不断涌现。2019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富有活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打造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5月，中央审议通过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行了顶层设计，要求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全球知名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环杭州湾大湾区互联网经济和会展经济活力十足。新时代湾区化区域的出现，开启了我国湾区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增长之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市容市貌焕然一新，城镇居民生活幸福美好。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大力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把城市建设成为“发展更科学、环境更优美、社会更和谐、人民更幸福”的美好家园而努力奋斗。

注：

[1] 即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

　　[2] 若无特别说明，本文城市皆为城市市辖区口径。

　　[3] 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北部湾、晋中、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和天山北坡19个城市群，还有以拉萨、喀什为中心的两个城市圈。

重大战略扎实推进　区域发展成效显著——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八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立足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统筹推进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区域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区域战略稳步推进，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形成了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一、科学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

　　70年来，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各区域经济总量不断攀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区域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态势，区域发展取得辉煌成就。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各区域经济总量获得巨大提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2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生产总值仅分别为257亿元、146亿元、127亿元和84亿元，到1978年分别增加至1514亿元、750亿元、726亿元和486亿元，均比新中国成立之初明显增长。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1991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元，2005年首次突破10万亿元。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在1995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并同时于2011年首次突破10万亿元。东北地区省份较少，2001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发展，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48.1万亿元、19.3万亿元、18.4万亿元和5.7万亿元。

　　各区域经济总体保持较快增长。按不变价格计算，1953-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年均增长9.4%、8.1%、8.6%和8.1%，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其中，1979-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年均增长11.3%、10.3%、10.3%和8.9%，改革开放后各区域经济增速明显快于改革开放前，并呈现东部地区领跑、各区域均衡发展的良好态势。

　　（二）区域发展差距呈缩小态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投资规模，促进了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了内陆和沿海地区经济差距。改革开放之初，沿海率先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一马当先，保持领先地位。进入2000年后，随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区域经济走上协调发展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要战略，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发展差距逐渐缩小。

　　70年间，各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差距经历了从缩小到扩大、再到缩小的变化过程。1952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东北和最低的西部相对差值为2.6倍，到1990年下降至1.9倍。1991年起，东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开始超过东北，居四区域之首，与其他区域的差距逐渐拉大，与最低的西部相对差值在2003年达到峰值2.5倍。2003年后，随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发力，人均最高的东部和最低的西部之间相对差值逐渐缩小到2018年的1.8倍。党的十八大以来，按不变价格计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分别为7.2%、8.2%、8.5%和6.1%，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领先于东部地区，形成了地区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局面。

　　二、勇立潮头，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东部地区依靠自身区位优势和先发优势，抓住发展机遇，实现率先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新时代新要求，东部各省市积极行动，率先探索并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其他地区提供先行先试的宝贵经验。

　　（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引领地位。

　　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充分发挥沿海地理优势，实现率先发展。上世纪80年代，国家相继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在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又相继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等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进入新世纪后，国务院先后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措施。东部沿海地区依靠本身的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长期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处于引领地位，地区生产总值占据“半壁江山”，成为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龙头”。

　　（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东部地区通过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等方式，积极推进创新发展，在全国继续发挥重要增长引擎和辐射带动作用。北京、上海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建设加速推进，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广东和浙江等制造业大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2018年，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接近60%。浙江省在役机器人7.1万台，约2/3应用于传统产业领域。

　　三、发挥优势，中部崛起取得重要进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产品、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基地，为全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中部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近年来，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产业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

　　（一）中部地区经济增速跃居“四大板块”首位。

　　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2006-2018年，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8%，比全国平均增速高1.9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由18.6%上升到21.0%，提高了2.4个百分点。2018年，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0%，均居“四大板块”首位，为支撑全国经济稳定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二）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迅速发展。

　　2016年12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年）》颁布，提出中部地区“一中心、四区”新的战略定位，即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全国新型城镇化重点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方位开放重要支撑区。“一中心、四区”是对“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的继承与发展。中部地区制造业在政策红利的刺激下获得空前发展，制造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从2006年的12.7%提高到2018年的25.0%。

　　四、多措并举，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部门先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西部发展规划和政策。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地区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资源优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进步。

　　（一）西部地区经济呈现较快发展势头。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持续发力，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2007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超过东部，并连续12年快于东部，改变了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领跑全国的格局。党的十八以来，西部地区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部分省份发展势头强劲。1999-2018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由17.9%提高到20.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9%提高到75.4%。

　　（二）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取得显著进展。

　　西部地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西部地区脱贫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发展的关键所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推动扶贫开发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相结合，多措并举推进西部脱贫攻坚工作。实施异地扶贫搬迁，改善移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进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等专项行动，努力为贫困地区发展提供造血机能；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加大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和帮扶工作。2012-2018年，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7.6%下降到3.2%，累计下降14.4个百分点。

　　五、深化改革，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步伐加快

　　东北地区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重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为我国形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重大决策，吹响东北振兴的号角。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印发实施，为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注入政策动力。

　　（一）东北地区装备水平不断提升。

　　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后，通过对重点企业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东北地区装备水平显著提升，为一些传统优势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增加了竞争力。大型水轮机组、大型风电机组、350公里高速动车组、高档数控机床等先进装备在东北率先实现国产化，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东北百余家大型骨干企业实现了战略性重组，国有资本进一步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二）东北地区区位优势得到有效发挥。

　　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地区充分利用其东北亚核心地带优势，加强对外经贸往来。2018年，东北三省进出口总额达到1791.7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3.1倍，年均增长10.8%。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黑龙江沿边经济带开放步伐加快，大连金普新区、哈尔滨新区、长春新区、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园、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重点开发开放平台正在加快建设。

　　六、统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取得明显进展

　　实施京津冀发展战略以来，三地在产业升级转移、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区域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稳步提升。

　　从经济规模看，2018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5万亿元，5年间年均增长6.6%。从城镇化水平看，2018年京津冀地区城镇化率为65.8%，比2014年提高4.7个百分点。从居民收入看，2018年京津冀三地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361元、39506元和23446元，5年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8%、8.2%和8.9%。三地经济质量不断提升，发展水平日益提高，发展动能加快转换，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实效。

　　在疏解存量方面，5年间北京累计疏解一般制造业企业2648家，疏解提升市场581家、物流中心106个。在控制增量方面，北京市制定实施了全国首个以治理“大城市病”为目标的新增产业禁限目录，严控新增产业准入。在城市发展布局方面，雄安新区规划完成顶层设计，转入大规模、实质性开工建设阶段，北京市级机关向副中心搬迁的第一批单位挂牌办公。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方面，联防联控联治不断加强，2018年京津冀地区城市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下降。在交通建设方面，环北京半小时通勤圈覆盖范围逐步增大，京津冀机场群和港口群协同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七、着眼长远，长江经济带建设稳步推进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长江经济带发展各项工作不断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一）共抓大保护格局已经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沿江各省市积极践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得到大发展，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森林面积显著增加，节能环保力度加大，资源利用效率逐步提升。2018年1-9月，长江经济带水质断面优良比例为77.2%，较2015年底提高10.2个百分点；劣V类水质比例为1.8%，较2015年底下降4.6个百分点。

　　（二）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提升。

　　长江经济带地区以占全国约1/5的土地面积，贡献了全国2/5以上的经济总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支撑带。2018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为40万亿元，占全国的44.1%，比2015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3年年均增长7.8%。在经济总量稳步增加的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全国248个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中，长江经济带有81个。

　　八、共享共赢，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迈出实质性步伐

　　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2019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迈出实质性步伐，粤港澳深度合作正在全面推进。

　　（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加强。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正式通车运营并实现西九龙站“一地两检”，虎门二桥主体结构全部完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加速形成，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开建，横琴口岸实现24小时通关。

　　（二）人员货物往来便利化取得新进展。

　　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CEPA货物贸易协议》，要素流动更加便捷高效，市场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发放港澳居民居住证、取消港澳居民就业许可审批等一批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就业的政策举措陆续出台。降低粤港澳通信漫游费用取得积极成效，内地电信运营商漫游至港澳的流量平均资费大幅下降。

　　九、开放先导，“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积极成果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倡议旨在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根植于历史厚土，正在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一）“一带一路”赢得国际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

　　6年来，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互联互通合作网络正在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有关文件中。“一带一路”不仅有力提高了各国民众的生活质量，而且解决了部分国家困扰多年的公路、铁路、电力等短缺问题，为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世界银行认为，“一带一路”促使全球减贫“提速”。

　　（二）“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开辟世界经济增长新空间。

　　6年来，“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落地生根。中国与沿线国家新增航线1239条，占新开通国际航线总量的69.1%。中欧班列已联通亚欧大陆16个国家的108个城市，累计开行1.3万列。中缅油气管道、中泰昆曼公路全线贯通，中老铁路、中泰铁路稳步推进。中国同“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900亿美元，为各国提供了更良好的营商环境、更便利的生活条件、更多样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正成长为推动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实施一系列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举措，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对于保持经济整体持续稳定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区域间经济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地区间经济与人口分布失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不健全等，区域发展改革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注重统筹区域合作，不断优化区域结构，激发各区域发展潜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奋斗。

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就业形势长期稳定——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九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就业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保持了就业形势长期稳定，促进了就业总量持续增长，就业结构调整优化，就业质量显著提升，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对稳定经济社会全局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大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深化就业创业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一、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就业总量从1949年的1.8亿人增加到2018年的7.8亿人，扩大了3.3倍，其中城镇就业达到4.3亿人，比1949年增加了27.3倍。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50年代：就业人数迅速增长。1949年，全国就业人员1808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1533万人，城镇大量劳动力处在失业状态。各级政府在采取多种措施控制失业的同时，积极发展经济努力扩大就业。1952年，城镇就业人员迅速增加到2486万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有效带动了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到“一五”结束的1957年，全国就业人员达到23771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5689万人，年均增长3.5%。城镇就业增长更快，1957年城镇就业人员达3205万人，比1949年增长一倍以上，年均增长9.7%。

　　（二）从“大跃进”到改革开放前：就业人数缓慢增长。从1958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在曲折中发展，就业规模波动较大、增长缓慢。1958年，城镇就业人员一年“跃进式”地增加近2100万人，而1961和1962两年，又“急退式”地每年减少近800万人。1978年，全国就业人员40152万人，城镇就业人员9514万人，20年间，年均分别只增长了2.1%和3.0%，增速明显减慢。

　　（三）改革开放后：城镇就业持续较快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采取多种措施创造就业岗位，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有效联动。2018年，全国就业人员达77586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达43419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3.6倍，年均增长3.9%。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的背景下，党中央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大力发展服务业，突出创业带动就业，全国城镇就业总量增加了6300多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人以上。

　　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新中国70年来，我国就业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不断持续优化，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也大幅度提高。

　　（一）城镇就业比重过半。1949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仅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5%，大部分劳动者在乡村就业。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特别是工业化进程加快，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就业。1978年，城镇就业人员达9514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升至23.7%。30年间，城镇就业比重增加15.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释放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城镇就业人员迅速增加。2014年城镇就业比重首次超越乡村，达到50.9%。2018年，城镇就业人员达43419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进一步提高到56.0%，较改革开放之初增加了3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

　　（二）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大产业。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滞后，绝大多数劳动者以农业为生。1952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达83.5%，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仅分别为7.4%和9.1%。随着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基础初步形成，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迅速增加。197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降至70.5%，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分别提升至17.3%和12.2%。

　　改革开放以后，第三产业在1994年和2011年分别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第一产业在2014年成为就业人数占比最少的产业。2018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分别为20258万人、21390万人和35938万人，占比分别为26.1%、27.6%和46.3%，服务业占主导的现代模式逐步形成，就业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服务业蓬勃发展，2013-2018年占就业人员比重平均每年增加1.7个百分点，比1978-2012年加快约1.0个百分点。

　　（三）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城镇就业主渠道。新中国成立时，个体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有较大比重，个体劳动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47.2%。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经济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个体私营经济全面萎缩。1978年，城镇9514万就业人员中仅有个体就业人员15万人，其余就业人口都集中在国有和集体单位。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数迅速增长。2018年，城镇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占比从1978年的0.2%提高到83.6%，其中，城镇私营企业、个体就业人员分别为13952万人、10440万人，分别占城镇就业人员的32.1%、24.0%。

　　（四）就业人员素质大幅度提高。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劳动者普遍处在文盲半文盲状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是凤毛麟角，通过发展正规学校教育，举办“扫盲班”、“夜校”等多种形式，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快速提高。改革开放后，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国民素质显著提升，加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逐步形成，劳动者为了提升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也更加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据初步测算，2018年就业人员与1982年相比，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0.9%上升到20.1%；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10.5%提高到18.0%；初中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26.0%提高到43.2%；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62.6%下降到18.7%。

　　三、就业质量显著提升

　　新中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就业总量增加和结构优化的同时，就业质量也逐渐受到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突出强调要推动高质量就业，在经济发展和政策措施的带动下，就业质量显著提升。

　　（一）工资收入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前，我国平均工资增长较慢，1952-1978年，全部职工平均工资从445元增加到615元，增长了38.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仅增长10.3%。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再加上政府出台最低工资标准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快速增长。2018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达到82461元，是1978年的13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3.0%，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了18.3倍，年均实际增长率为7.7%。

　　（二）就业稳定性不断提高。改革开放破除固定工限制，打破“铁饭碗”，搬掉“铁交椅”，实行劳动合同制度，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激发了劳动者的创造力。但与此同时，也逐渐出现了企业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不签订劳动合同，随意解雇员工等现象。国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劳动执法力度，规范劳动合同的签订，在保持劳动力市场活力的同时，就业稳定性不断提高。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计，2018年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0%以上，全国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查并在有效期内的集体合同累计为175万份，覆盖职工1.55亿人。

　　（三）工作生活更加平衡。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实行单休工作制，全年法定休息日共计59天。改革开放后，为充分保障职工休假权利，经过多次完善，最终形成双休工作制，再加上法定节假日和带薪年假后全年休息日可达120天以上。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工时制度、加班费用等进行明确规定，企业用工更加规范，超时用工得到缓解，有效减轻了劳动者工作负担，2018年底，我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0小时。

　　（四）劳动保障持续加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劳动保障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城镇到农村、从企业职工到城乡居民、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实现了从单位福利向统筹互济的社会保险的转变，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起了比较健全的劳动保障制度。2018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由1989年的5710万人增加到94293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由1993年的290万人增加到134452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由1992年的7443万人增加到19643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由1993年的1104万人增加到23874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由1993年的557万人增加到20434万人。

　　四、就业形势保持长期稳定

　　70年来，我国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党中央、国务院也始终把就业作为头等大事，针对不同发展时期面临的不同就业压力，及时采取了不同的就业政策，改革就业管理体制，就业矛盾得到妥善化解，稳定了就业大局，就业形势保持长期的基本稳定。

　　（一）迅速解决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就业问题。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员达到474.2万人，失业率高达23.6%。党和政府采取多项稳定就业的措施，对原政府公职人员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雇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扶持政策，对原有失业人员采取“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措施进行安置，并采取招收就业、介绍就业和自行就业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扩大就业。到1952年，城镇失业人员减少到376.6万人，失业率下降到13.2%。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就业状况进一步好转，到“一五”结束的1957年，城镇失业率进一步下降到5.9%。

　　（二）及时处理返城知青就业问题。改革开放之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量集中返城，1975-1979年的返城知青就超过1000万人，城镇就业压力逐渐加大。1979年，城镇累计待业人员达到1500万人，仅在劳动部门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员就有56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5.4%。1980年，党中央提出“三结合”就业方针，采取了劳动部门介绍就业、劳动者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这是我国就业理论和就业政策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开始了就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新政策实施后迅速解决了当时的城镇就业矛盾。1982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下降到3.2%，全国多数地区已基本解决了返城知青在内的城镇失业问题，1984年登记失业率进一步下降到1.9%。

　　（三）妥善化解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企冗员问题日益突出，减员增效成为国企解困的重要方式。1998-2002年间，国企下岗职工累计为2023万人，再加上1998年以前累积的下岗人员，国有企业下岗人员总量达到2715万人。党和政府在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的同时，制定实施了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贷款、培训补贴、就业服务等一系列政策，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1998-2005年间，全国共有1975万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到2005年底，国企下岗人员存量已由最高峰的650多万人下降到61万人，国有企业职工集中下岗对我国城镇就业造成的冲击基本消除。

　　（四）积极应对经济增速换挡面临的就业新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就业总量压力庞大，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就业工作规律，在充分发挥传统动能增加就业的同时，积极培育壮大新动能，大力发展服务业，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创业创新，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就业形势持续保持稳定。2013-2018年，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得到保障，新就业形态、就业新机会不断涌现；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就业都在1300万以上；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0%左右的较低水平，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保持在4.0%左右；劳动力市场运行平稳，求人倍率持续保持在1.0以上。

　　五、劳动力市场逐步建立完善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形成“统包统配”的就业管理体制，劳动力市场几乎完全消失。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随着“三结合”就业方针的提出，城乡私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劳动用工自主权的逐步扩大，劳动力市场迅速发展。

　　（一）劳动力市场法律体系日益完善。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此后，我国先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确立了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的法律地位。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明确了劳动关系各主体的法律地位，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各类企业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保障了企业自主用工、个人自主择业的权利，为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2008年我国实施《就业促进法》，明确了就业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强化了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完善了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为积极就业政策的长期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构建并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经过几十年的培育和发展，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加强。一是就业渠道多元化，通过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自主创业和各类新就业形态实现就业的劳动者越来越多，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就业。二是就业形式多样化。许多新就业形态不再有硬性的时间、地点的限制，兼职就业、自由职业、网络平台就业等不断出现。三是就业观念市场化。劳动者愿意为获得就业岗位或更高收入而进行流动，打破了城乡、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的界限，自主择业、自主创业、终身学习等新就业观念也越来越流行。

　　（三）就业政策和服务体系不断丰富发展。我国从2002年开始确立积极就业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到2005年积极就业政策进一步扩展，再到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形成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演进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突出创业和就业紧密结合、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积极就业政策不断升级。随着全国月度劳动力调查制度的建立完善，正式对外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就业指标体系和就业状况评估体系更加完善，为制定就业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我国已逐步建立起覆盖省、市、县、街道（乡镇）、社区（村）的五级公共就业服务网络，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基本形成。2018年底，全行业共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3.57万家，帮助2.28亿人次劳动者实现了就业、择业和流动服务。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在就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就业管理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日益完善，就业人员大幅度增加，就业形势保持了长期稳定。但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依然较大，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妥善应对就业问题仍是一项长期复杂的艰巨任务。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持市场导向的就业改革不动摇，坚持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不放松，坚持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不偏离，坚持统筹城乡就业发展不停步，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而努力奋斗。

人口总量平稳增长 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显著提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扩大的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提高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突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人口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策，统筹谋划，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趋势，积极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作出了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决策，促进了经济社会及人口均衡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发展特征逐步转变

　　（一）人口总量由高速增长转向平稳增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总人口由1949年的5.4亿人发展到2018年的近14亿人，年均增长率约为1.4%。庞大的人口总量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发展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高速增长阶段（1949—1970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缓慢，医疗条件落后，人口增长受到抑制。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医疗改善，为人口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基本保障。从1949年到1970年，我国人口由新中国成立时的5.4亿人增长到8.3亿人，二十年左右净增2.9亿人。除1960—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人口出现了短暂的负增长外，这一时期各年人口增长率普遍在2%以上，部分年份接近3%。

　　2.有调控增长阶段（1971—1980年）。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增速出现明显下降，增长率由1971年的2.7%迅速下降至1980年的1.2%。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1971—1980年的净增人口数仍相当可观，全国总人口由8.5亿人增加到9.9亿人，净增1.3亿人。

　　3.增速回升阶段（1981—1990年）。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了十分严格的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育年龄，人口增长率出现短暂回升，在1987年达到峰值1.7%。这一阶段全国总人口由1981年的10.0亿人增加到1990年的11.4亿人，净增1.4亿人，年均增长1585万人，略高于1971—1980年的1497万人。

　　4.平稳增长阶段（1991—2018年）。由于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以及人们婚育观念的转变，1991年以来，我国人口增长率稳步下降，最终在0.5%左右的增速上保持平稳。1991—2018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878万人，进入21世纪以来年均增长711万人，人口总量压力有所减轻，结构问题逐渐成为新时代关注的焦点。

　　（二）人口再生产类型两次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和国家人口政策的变化，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两次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出生率为36.0‰，死亡率高达20.0‰，自然增长率为16.0‰，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型人口再生产类型。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环境恢复和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发展，到1957年，人口死亡率已下降至10.8‰，自然增长率升至23.2‰，人均预期寿命升至57岁。伴随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较快实现了第一次转变，进入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过渡型阶段。

　　进入20世纪70年代，生育率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出现以出生率下降为主的第二次转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保持较高的生育率水平，1949—1969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5.8，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平均为33.9‰和20.8‰。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生育水平迅速下降，至1977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3.0以下，上世纪末，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8左右，出生率降至15‰以下，自然增长率降至8‰左右，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为77岁。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与现代经济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类似。

　　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0%，0—14岁人口比重为22.9%，老年型年龄结构初步形成，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1.9%，0—14岁人口占比降至16.9%，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将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压力，减弱人口红利，持续影响社会活力、创新动力和经济潜在增长率，是进入新时代人口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和挑战。

　　（三）生育政策适应人口形势变化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过高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带来人口激增，给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196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增长。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提出“晚、稀、少”人口生育政策，我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已初现端倪。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口冲破十亿大关，实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生育政策刻不容缓。1980年9月，我国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出台。1984年4月起，逐步形成城市“一孩”、农村“一孩半”，少数民族和个别人群有照顾的，城乡间、区域间、民族间存在差异的生育政策体系，这一生育政策体系基本延续到2013年。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缓解了人口总量的压力。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很大转变，出生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人口结构问题成为新的挑战。立足新时代，应对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适时调整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开始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政策效果显著。

　　二、“人口红利”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人才红利”铺垫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总量巨大带来的人口红利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随着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成为长期趋势，人口红利因素逐渐减弱，而由人口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提升带来的“人才红利”，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

　　（一）劳动年龄人口仍具潜力。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我国人口出现了一段时期高增长。进入70年代后，在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迅速实现了人口生育水平从高到低的转变，由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步入有计划可控制的增长时期，但由于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全国人口总量一直保持着持续递增的态势。与之相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在不断扩大。1953年全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10亿人，1964年为3.53亿人。改革开放以后的1982、1990、2000和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分别为5.67、6.99、8.08和9.16亿人。1982—199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23.2%；1990—2000年的10年间，增长了15.6%。进入2000年以后，2000—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13.4%，增速低于1990—2000年的10年，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绝对量增加仍然十分可观。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达到峰值9.22亿人，之后增量由正转负，总量进入减少阶段，2018年为8.97亿人，仍保持近9亿人的规模，劳动力资源绝对量依然庞大。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培养，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知识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刚刚超过8年提高到2018年的10.63年，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提供了坚实人力基础，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强有力人才支撑。

　　（二）人口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素质十分低下，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足20%。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国家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质的飞跃。1982年全国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7.2%，1990年占9.4%，2000年占14.7%，2010年达到22.9%，2018年提高到29.3%，呈现稳步提升态势。尤其是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显著提高，1982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仅有0.6%，1990年为1.4%，2000年上升到3.6%。1999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校招生规模快速增长，高学历层次的人才不断增多，2010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为8.9%，比2000年提高了5.3个百分点。2018年达到了13.0%，比2010年提高4.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51个百分点。此外，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8年的9.26年，增幅将近80%。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扫盲教育在经历初步发展、调整与更新等一系列发展历程后，文盲人口的占比明显下降。粗文盲率由1982年的22.8%降到了2018年4.9%。总体来说，我国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为人口文化素质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走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三）人民健康状况持续改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卫生投入快速增长，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民的身体素质日益改善，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1949年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1957 年达到57岁，1981年上升到68岁。三十多年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30多岁。1990—2000年这10年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68.55岁延长到71.40岁，增长2.85岁。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健全，先进医疗服务体系覆盖面不断扩展，2010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4.83岁，比2000年延长3.43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事业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重大疾病防治成效显著，2018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7岁。

　　与此同时，妇幼保健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大幅下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婴儿死亡率高达200‰，1982年为34.7‰，2018年下降到6.1‰。新中国成立之初孕产妇死亡率为150/10万，1991年为80/10万，2018年下降到18.3/10万。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也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三、流动人口规模显著增加，人口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形势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口空间分布的剧烈变动，人们在不同地区之间频繁移动，形成了规模庞大，由乡村向城镇、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人口大潮。流动人口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流动人口规模显著增加。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近30年间，受经济发展、社会环境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限制，我国人口流动现象并不普遍，这一阶段的人口迁移大多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有计划进行，大部分迁移人口连同户籍关系一起变动，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比例很小。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流动人口出现迅猛增长，规模不断扩大，占全国人口比重快速上升。1982—1990年，我国流动人口逐年增多，从657万人^[1]增加到213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0.6%增长到1.9%，平均每年大约增加185万人。1990—2014年，流动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2000年已经超过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5%；2010年为2.2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5%；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达到峰值2.5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8.5%。20多年间，流动人口数量增加了2.3 亿人，平均每年增加近1000万人。2015年以来，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进城落户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流动人口虽然逐年略有减少，但仍保持在2.4亿人以上的规模，相当于每6个人中就有1个流动人口。快速增加的流动人口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对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流动人口聚集度较高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

　　（二）流动人口聚集程度明显上升。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省际人口流动是由东部向中、西部，由内陆向边疆，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移动。1950—1982年，年均净迁入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安徽、贵州、新疆、陕西、内蒙古等，大多为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年均净迁出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东、广东、上海、江苏等，几乎都是东部地区。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口迁移流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于迁移政策的松动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发展，东部地区大批前期迁出人口逐渐回流，同时又吸引了大量新的流入人口，导致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地流向东部沿海城市。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主要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总趋势依然未变，东部地区吸收了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52.9%，远远超过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比2000年提高1.3个百分点。从流入地看，流动人口数量排在前3位的地区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分别吸收了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14.1%、7.6%、7.0%。与此同时，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等政策措施力度的不断加大，沿海产业陆续向内陆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发展明显加速，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引力有所增强。2010年，流入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22.1%，比2000年增长0.7个百分点；流入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17.7%，与2000年基本持平。

　　随着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的建立，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格局持续完善，城市群人口集聚度持续加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哈长、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等城市群将吸引聚集更多的流动人口。

　　（三）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改革开放前，由于人口就业压力巨大、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的现实国情，城镇化进程较缓慢。1949—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0.64%增加到17.92%，平均每年提高不到0.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成为中国发展中的一大奇迹。1978—2018年，全国总人口增长1.5倍，而城镇人口增长4.8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7.92%增加到59.58%，平均每年提高1.04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明确提出实施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短短几年间，涉及十几亿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口管理向自愿落户和自由流动迈出了一大步。户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从2012年的35.33%、52.57%提高到2018年的43.37%、59.58%，户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1.03个百分点。截至2018年，大约有9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城市功能和宜居性稳步提升，城市产业就业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城市居住水平大幅改善，2013—2017年，全国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2645万套，通过城中村改造推动1200多万农民就地转为市民。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力总量充裕、人口素质显著提升，但也面临着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风险挑战，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主线，强化人口发展的战略地位和基础作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铸造新的辉煌。

　　注：

　　[1]1982年、1990年人口普查界定流动人口的时间跨度为“一年”，1995年及以后的1%人口抽样调查和普查界定人口流动的时间跨度为“半年”。

单位数量快速增长 市场活力不断激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一

　　法人单位（以下简称单位）是构成社会经济活动的最主要单元，也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主要载体，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包括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等。单位的数量和结构变化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所有制结构主要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单位以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党政机关为主，数量较为稳定。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单位数量快速增长，包括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企业迅速发展，在促增长、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企业注册日趋便利，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场活力不断激发，单位数量进一步呈爆发式增长。

　　一、单位数量快速增长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单位数量相对稳定，增长较为平缓；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发展，单位数量迎来快速增长。以工业企业为例，1978年，全国共有工业企业34.8万个，比1957年增长了1.1倍；到2017年，工业企业增加到371.3万个，比1978年增长了9.7倍。

　　1996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全面查清了各行业的单位底数，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法人单位440.2万个。2017年，单位数量增加到2200.9万个，是1996年的5倍，21年间年均增长8.0%。其中，1996年到2012年期间，单位数量从440.2万个增加到1061.7万个，增速较为平稳，年均增长5.7%。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实施和推进，单位数量呈爆发式增长，2012年到2017年期间，单位数量从1061.7万个迅速增加到2200.9万个，年均增长15.7%。

　　二、经济活动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新兴产业大量涌现，经济活动日益多元化。我国第一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国家标准于1984年发布，当时共有668个行业小类，在2017年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行业小类已经增加到1381个。

　　第三产业单位数量占比稳步提高。随着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的支撑作用日益突出。1996年至2017年期间，第二产业单位数量的比重不断下降，从34.8%下降到21.5%；第三产业单位数量的比重稳步增长，从63.8%增加到70.9%。随着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法规的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迅速增长，带动第一产业单位的比重从1.4%增加到7.6%。

　　现代服务业单位数量迅速增长。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各行业单位数量增速出现分化，制造业单位数量增速相对较低，现代服务业单位数量迅速增长，占比显著提高。1996年至2017年期间，制造业单位数量从125.6万个增加到348.4万个，但占比从28.5%下降到15.8%。批发和零售业单位数量快速增长，从68.2万个增加到625.2万个，占比从15.5%增长到28.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单位数量增长最快，从2.0万个增加到71.9万个，增长了34.3倍，占全部单位的比重从0.5%提高到3.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单位数量从4.2万个增加到103.5万个，增长了23.6倍，占比从1.0%提高到4.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单位数量从9.7万个增长到224.2万个，增长了22.2倍，占比从2.2%提高到10.2%。

　　三、区域分布日趋协调

　　东部地区单位数量占比过半，中西部地区单位加快发展。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东部地区率先引领发展，单位数量迅速增长，1996年，东部地区单位数量占比为44.2%，到2012年进一步提高到54.4%，之后占比基本保持稳定。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1996年到2012年期间单位数量占比有所下降，但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的深入推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后发优势明显，十八大以来单位数量开始加快增长，占比有所回升。中部地区单位数量占比从2012年的19.1%增加到2017年的21.1%，同期西部地区单位数量占比从19.2%增加到19.5%。

　　京津冀、长三角地区单位增长迅速。京津冀地区单位数量从1996年的35.0万个，增加到2017年的231.2万个，增长了5.6倍，占全国的比重从8.0%上升到10.5%。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单位数量从1996年的99.7万个，增加到2017年的550.6万个，增长了4.5倍，占全国的比重从22.6%增加到25.0%。

　　四、企业在法人单位中占主体地位

　　企业成为法人单位的主体。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企业发展状况是反映国家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数量总体上呈快速增长的势头，在全部法人单位中的占比不断提高。1996年，全国共有企业262.8万个，2017年，企业数量增加到1809.8万个，增长了5.9倍，年均增长9.6%，占全部法人单位的比重从59.7%增加至82.2%，提高了22.5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商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进，通过改革市场准入制度、优化营商环境，从源头上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企业数量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从2012年的828.7万个迅速增长到2017年的1809.8万个，5年间增长了118.4%，年均增长16.9%。

　　机关和事业单位占比显著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机构改革的关键，力图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1996年，全国共有机关28.1万个，2017年下降到25.5万个，减少了9.0%。同期事业单位虽然数量上略有增长，但由于企业数量增长较快，比重下降明显。机关和事业单位合计占全部法人单位的比重从1996年的20.2%下降到2017年的4.9%。

　　五、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发挥公有制主体作用和控制力的同时，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开始蓬勃发展，逐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国有企业数量减少、质量提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大多数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革，企业改制和产权转让逐步规范。从登记注册类型看，1996年，国有企业44.2万个，2017年减少到13.3万个。国有企业虽然数量上有所减少，但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坚力量的定位没有改变。在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方针的指引下，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大型企业，并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济效益明显，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私营企业比重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经历了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过程，企业数量显著增长。从登记注册类型看，1996年，全国共有私营企业44.3万个，2017年增加到1436.9万个，增长了31.4倍，年均增长18.0%，私营企业占全部企业数量的比重从16.9%增加至79.4%。从控股情况来看，2017年，私人控股企业1620.4万个，占全部企业的比重为89.5%。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稳步增加。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从无到有，数量稳步增加。从登记注册类型看，1996年，全国共有港澳台商投资企业5.7万个，外商投资企业5.4万个，2017年，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3.0万个，外商投资企业13.7万个，分别增长了1.3倍和1.5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法人单位蓬勃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市场主体竞争力，推动各类单位健康发展。

对外经贸开启新征程 全面开放构建新格局——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对外经贸作为连接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纽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贸易实现历史性跨越，“引进来”和“走出去”齐头并进，区域经贸合作持续推进，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稳步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我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自信的步伐融入世界经济。

　　一、货物贸易跨越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创新，紧抓全球贸易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货物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国际市场不断拓展，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规模快速扩大，总量跃居世界第一。

　　进出口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相对封闭状态，货物贸易主要在国家的集中安排下根据计划要求进行，进出口始终在较低水平上徘徊。195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额为11.3亿美元，1977年为148亿美元，28年间货物进出口累计1487亿美元，年均增长不足10%。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对外贸易迅速发展。1978年至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增长223倍，年均增速14.5%，高出同期全球货物贸易平均增速7.5个百分点。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贸易进入新阶段。我国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经贸合作，规范对外贸易秩序，推进贸易便利化，贸易规模不断取得新突破。2004年货物进出口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2007年和2011年分别突破2万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2013年再突破4万亿美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努力适应外贸发展新常态，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货物贸易规模实现新发展。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规模超过4.6万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价首次突破30万亿元大关。

　　货物贸易大国地位不断稳固。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局限于同少数国家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货物贸易额占全球的份额较低。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占全球份额为0.8%，列第29位。随着货物进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我国货物贸易占全球份额和位次逐步提升。2001年，我国货物贸易占全球的份额提升至4.0%，列第6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货物贸易规模增长明显加快，相继超越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2009年，我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2013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4-2015年保持这一地位。2017-2018年，我国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占全球份额为11.8%，其中出口占12.8%，进口占10.8%。

　　（二）结构逐步优化，效益稳步提升。

　　商品结构优化升级。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出口商品以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之后，随着工业体系逐步建立，轻工业和重工业产品出口比重逐渐上升。总体看，改革开放前，我国货物贸易是以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制品。改革开放后，工业制品在商品出口中逐步占据绝对主导地位。1978年至2018年，我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品所占比重由46.5%提升至94.6%。90年代以来，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业制品出口主力也由轻纺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机电产品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1990年至2018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从111亿美元增加到1.5万亿美元，年均增速达19.0%，高于同期出口总额增速4.9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7.9%提升至58.7%。1999年我国实施“科技兴贸”战略，鼓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实现快速发展。2018年我国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为30.0%，较1999年提升17.3个百分点。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有力地提升了货物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贸易方式创新发展。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货物贸易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签订政府间协定、进行记账结算的易货贸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等资源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1年的6.0%提升至1998年的53.4%，有力促进了这一阶段货物贸易的发展。一般贸易作为直接进出口的贸易方式，能更真实地体现我国外贸主体的实际获利、更直接地反映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一般贸易占比逐渐提升，2010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总额的比重超过5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一般贸易占比迅速提升。2018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2.7万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57.8%，较2012年提升5.8个百分点。

　　（三）贸易伙伴日益多元，市场布局更趋平衡。

　　遍布全球的多元化贸易格局逐步形成。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是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贸易伙伴相对集中，欧盟、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等市场货物进出口占总额的比重较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不断开拓新市场，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持续较快增长，份额显著提升。2018年，我国贸易伙伴数量由1978年的40多个发展到230多个；对欧盟、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之外的贸易伙伴进出口占比达57.7%。2001年到2018年，我国对东盟货物进出口占总额的比重由8.2%提高到12.7%，东盟已连续8年成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关系日趋紧密。2013年到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进出口超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4.0%，高于同期货物贸易整体增速，占总额的比重为27.4%。

　　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服务贸易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先发展服务贸易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服务贸易实现快速发展，规模快速增长，新兴服务蓬勃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升，服务贸易正日益成为对外贸易发展和对外开放深化的新引擎。

　　（一）规模快速攀升，居世界位次显著提高。

　　服务贸易快速增长，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改革开放前，我国仅有少量的对外援建和入境旅游等服务贸易。改革开放以来，服务贸易发展进入快车道。1982年到2018年，服务进出口总额从46.9亿美元提高到7919亿美元，年均增长15.3%。其中，服务出口从26.7亿美元提高到2668亿美元，年均增长13.6%；服务进口从20.2亿美元提高到5250亿美元，年均增长16.7%。附属机构服务贸易发展态势良好，2017年我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规模12.6万亿元，是当年服务进出口总额的2.7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快服务业开放步伐，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高。2018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占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4.6%，较2012年提高3.5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引擎。

　　国际位次显著提升。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我国服务进出口居世界位次由198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14年的第2位，并连续五年保持这一地位。1982年到2018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占世界的比重由0.6%上升至6.9%，其中出口占比由0.7%上升至4.6%，进口占比由0.4%上升至9.4%。

　　（二）各领域稳步增长，发展动力不断增强。

　　传统服务取得长足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旅行、运输、建筑等三大传统服务快速发展。1982年到2018年，旅行服务进出口从9.1亿美元增至3163亿美元，年均增长17.7%；运输服务进出口从24.2亿美元增至1506亿美元，年均增长12.2%；建筑服务进出口从0.8亿美元增至352亿美元，年均增长18.6%。旅行等传统服务贸易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人员往来和经济合作。

　　新兴服务亮点纷呈。随着我国服务业转型升级和服务领域开放的持续深入，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等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加速发展，成为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新增长点。1982年到2018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从10.1亿美元增长到2562亿美元，年均增长16.6%，高出服务进出口总额增速1.3个百分点，占总额的比重由21.6%提升至32.4%。

　　三、利用外资稳步增长，质量效益显著提升

　　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利用外资主要来源为前苏联等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和领域持续扩大，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积极放宽市场准入，优化投资环境，利用外资进入高速发展期。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政府全面落实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努力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截至2018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60725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1492亿美元。

　　（一）引进外资规模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确立以利用外资和建立涉外企业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方针，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引进和利用外资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1983-1991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由22.6亿美元增长至116亿美元，主要以对外借款为主，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从9.2亿美元增长至43.7亿美元。1992年起，我国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8764家，超过改革开放初期13年的总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开始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实践进入快速发展轨道。1992-1997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由110亿美元增长至453亿美元，年均增速达32.7%。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营造更加公平透明便利、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利用外资进入高速发展时期。2018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383亿美元，规模为1983年的151倍，年均增长15.4%。我国已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连续27年成为外资流入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

　　（二）利用外资结构更趋合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逐步提高，投资来源地更加多元，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区域布局更加合理。

　　从投资来源地来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外商投资主要来源于港澳地区，90年代扩展到亚洲国家，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投资来源地已遍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1]主要来源于亚洲、欧盟、北美及部分自由港地区，其中实际投入外资金额排名前三位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占比分别为66.6%、3.9%和3.5%。

　　从投资领域来看，我国利用外资质量逐步提升，从最初的制造业逐步扩展到信息、金融、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第三产业，目前第三产业已占据主导地位。2018年，我国服务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3696家，占比为88.7%；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919亿美元，占比为68.1%。

　　从区域布局来看，我国利用外资从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逐步向沿边、沿江重要城市以及内陆地区推进。2018年，东部地区仍为外商投资的重点区域，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154亿美元，占比为85.5%；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基本持平，占比均进一步提升，增速分别为17.9%和20.4%，分别高出总体增速14.9和17.4个百分点。

　　（三）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营商环境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建设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国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环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简政放权持续深化，外资市场准入大幅放宽，市场活力明显增强。作为我国第一部外商投资领域统一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已于2019年3月通过审议，并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这体现了我国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决心，有利于推动我国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的排名由2013年的96位跃升至2018年的46位，其中2018年位列营商环境改善幅度全球前十，首次进入排名前50的经济体之列。

　　四、对外投资合作快速发展，市场主体更加多元

　　对外投资合作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重要方式。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多双边务实合作深入推进，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不断实现新的突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企业紧抓市场机遇，不断开拓创新，对外直接投资^[2]流量累计超过8600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累计超过9300亿美元。截至2018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万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累计签订合同额2.3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6万亿美元，对外劳务合作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951万人。

　　（一）对外投资取得积极成效，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增强。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攀升。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对外投资主要是带有国际援助性质的经济交流，没有资本的双向流动。改革开放后，我国明确了“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但对外投资规模较小，主要是少数企业在国外设立代表处或开办企业。1982-2001年，我国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347亿美元，年均投资额仅17.3亿美元^[3]。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阶段，对外投资步伐加快，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231亿美元，双向直接投资首次接近平衡。2002-2018年，我国年均对外直接投资额750亿美元，为1982-2001年年均投资额的43.3倍，其中2003-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连续14年保持增长。2017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1583亿美元，规模为2002年的58.6倍，年均增长31.2%。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4.2%^[4]。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2002年的全球第25位跃升至2018年的第3位，流量由第26位跃升至第2位，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对外投资领域逐步拓宽。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涵盖了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大类，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占对外直接投资^[5]的比重分别为37.0%、15.6%、8.8%和7.7%；流向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842亿美元，占比为69.9%。

　　对外投资方式不断创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较为活跃，同时实物投资、股权置换、联合投资、特许经营、投建营一体化等对外投资方式也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2018年，我国共实施完成并购项目405起，实际交易总额703亿美元，其中境内出资274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8%。

　　对外投资伙伴区域广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的国家和地区由2003年的139个扩展到2018年的190个。2018年，我国对中国香港、开曼群岛、美国、英属维尔京群岛、新加坡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上十亿美元，流向中国香港、东盟、欧盟、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和日本的投资占比达80%以上。从区域分布来看，我国对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直接投资占比分别为70.9%、11.3%、7.7%、5.0%、2.6%和2.5%。

　　（二）对外经济合作从无到有，迈出新步伐。

　　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事业始于上世纪50-60年代，主要形式是对外经济援助，改革开放为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工程承包领域与劳务合作市场开启了大门。40多年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逐步扩展，2018年，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业务遍及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促进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8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90亿美元，规模为1982年的896倍，年均增长20.8%；新签合同额2418亿美元，其中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847个，占总额的84.0%。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一般建筑和电力工程建设等领域，有效改善了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

　　对外劳务合作是我国最早走出国门的服务行业之一，近年来，业务规模稳步增长。2018年，我国共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9.2万人，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9.7万人，当年劳务人员实际收入376亿元。

　　五、区域经贸合作持续推进，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和世界各国积极发展经贸关系，合作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深化，有力地促进了多双边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实现了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自2013年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合作行动计划稳步推进，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贸易投资方式不断创新，贸易畅通取得积极进展，为各参与方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额8.4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占比达27.4%；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60.8亿美元，增长11.9%；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56亿美元，增长8.9%，占比为13.0%；在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93亿美元，增长4.4%，占比为52.8%。

　　自贸区网络加快建设。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商签自贸协定是各国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据世贸组织统计，截至2018年10月份，全球实际生效的自贸协定或优惠贸易协定有284个，正在谈判过程中的有385个。推动与有关国家的自贸区建设，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内容。我国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了建设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自由贸易区建设不断加速发展，布局逐步完善。截至2019年5月，我国已与25个经济体达成了17个自贸协定，未来也将继续积极推进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经贸走过了波澜壮阔的70年，取得历史性成就，经贸规模不断扩展，质量效益持续提高，开放举措不断突破，经贸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正在朝着经贸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断迈进。站在新起点上，我们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牢记使命，迈上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征程。

注：

[1] 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下同。

[2] 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为快报数据，下同。

[3] 2001年及以前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

[4] 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5] 非金融类数据,下同。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三

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时间：2019-08-29 08:54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占世界的比重大幅提高，居世界的位次不断前移，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主要经济社会总量指标占世界的比重和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

　　一、我国经济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跃居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一）我国经济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经济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获得长足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79-2012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9%，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快7.0个百分点，也高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同期平均水平。2013-2018年，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年均增长率为7.0%，明显高于世界同期2.9%的平均增长率。

　　（二）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1961-197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1%。1979-2012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15.9%，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2013-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8.1%，居世界第1位。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1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5%，比1978年提高24.4个百分点。

　　二、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主要总量指标跃居世界前列

　　（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

　　1952年，按美元计价，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00亿美元。2018年，我国GDP达到136082亿美元，比1952年增长452.6倍。

　　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第11位；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此后稳居世界第2位。我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持续提升。2012年，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1.4%，比1978年提高了9.6个百分点。2018年，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5.9%，比2012年提高了4.5个百分点。

　　（二）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

　　农业生产大幅增长，谷物、肉类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1位。1978年到2017年，我国谷物、花生、茶叶产品产量由世界第2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肉类由第3位提高到第1位；甘蔗产量由第10位提高到第3位。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增加，跃居世界前列。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均大幅提升，相继步入世界前列。其中，粗钢、煤产量和发电量分别由1949年居世界第26位、第9位、第25位跃居2017年的世界第1位；水泥、化肥产量分别由1978年居世界第4位、第3位跃居2017年的世界第1位；原油产量由1949年居世界第27位上升到2017年的世界第5位。

　　（三） 我国对外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跃居世界前列。

　　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1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非常少。195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1亿美元，居世界第28位。1950-1977年累计，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1487亿美元，相当于2018年的3.2%。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货物贸易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世界货物进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居世界位次不断提升。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比重为0.8%，居世界第29位，2012年占世界比重提升到10.4%，居世界第2位。2013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跃居世界第1位。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6230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占世界比重达到11.8%，比1978年提高11个百分点。

　　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2位。改革开放前，我国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改革开放后，我国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2-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以年均15.3%的速度增长，不断迈上新台阶。198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7亿美元，居世界第34位，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0.6%；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扩大到4829亿美元，居世界第4位，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5%；2014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首次跃居世界第2 位， 2015-2018年稳居世界第2位。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7919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7.0%，比1982年提高了6.4个百分点。

　　（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居世界前列。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跃居世界第2位。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没有对外直接投资。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2年的0.4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1298.3亿美元，年均增长25.2%。198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居世界第29位， 2013-2015年稳居世界第4位，2016年首次跃居世界第2位。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298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 比1982年提高27位。

　　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跃居世界第2位。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我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居世界位次大幅提升。1979-2018年，我国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44.4%。1979年我国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额居世界第122位，2012年上升至世界第3位，2013-2014年稳居世界第2位。2018年，我国吸引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达1350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比1979年提高120位。

　　（五）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和境外旅游支出居世界第一位。

　　我国出境旅游人数稳居世界第1位。1995-2017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由0.05亿人次增至1.43亿人次，年均增长17%。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居世界位次不断提升，1995年居世界第17位，2013年首次跃居世界第1位，2014-2017年稳居世界第1位，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游市场。

　　我国出境旅游支出跃居世界第1位。1995-2017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我国出境旅游支出也大幅提高。1995年我国出境旅游支出居世界第25位， 2013年居世界第2位，2014-2016年稳居世界第1位。2017年，我国出境旅游支出额为2577亿美元，比1995年的37亿美元增加了2540亿美元，增长68.6倍，居世界第1位，比1995年提高24位。

　　我国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收入逐年增加。我国接待入境旅游人数稳步增长，国际旅游收入大幅增加。1995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居世界第7位， 2013-2017年稳居世界第4位。2018年，我国国际旅游收入达127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

　　（六）现代基础设施建设领跑世界。

　　我国高铁总里程与高速公路总里程位居世界第1位。截至2018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2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达3.0万公里， 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居世界第1位；公路通车总里程484.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4.3万公里，位列世界第一。

　　三、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大幅增加，民生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一）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不断迈上新台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大幅提高，人均GNI水平也大幅提升。据世界银行统计，1962年，我国人均GNI只有70美元，到1978年也只达到200美元。但改革开放后，人均GNI水平大幅提升。2018年达到9470美元，比1962年增长了134.3倍。人均GNI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1962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6%，2018年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5.3%，比1962年提高了70.7个百分点。在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GNI排名中，2018年中国排名第71位（共计192个经济体），比1978年（共计188个经济体）提高104位。

　　（二）我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水平显著提升。

　　我国教育事业获得跨越式发展。1970-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从0.1%提高到48.4%，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比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出13.4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0.9个百分点；中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0年的28.0%提高到2015年的94.3%，2015年我国中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5个百分点，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婴儿死亡率显著降低，预期寿命大幅提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婴儿死亡率逐年降低。2017年，婴儿死亡率由1969年的82.9‰降低到6.8‰，降低了76.1个千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6个千分点，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4.8个千分点。

　　2017年，我国预期寿命达到77岁，比1960年提高了33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岁，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岁。

　　居民环境卫生条件持续改善。2015年，我国享有基本环境卫生服务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5.0%，比2000年提高14.4个百分点，超过中等收入国家66.1%的平均水平。

　　我国居民基本饮用水服务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2015年，我国享有基本饮用水服务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95.8%，比2000年提高18.3个百分点，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三）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为世界减贫做出巨大贡献。

　　按照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2010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2300元）测算，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7亿人，贫困发生率为97.5%。2018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1978年减少7.5亿人；贫困发生率1.7%，比1978年下降95.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2.4个百分点。我国是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人民及海内外华人同胞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国家，一跃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和综合国力均居世界前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受住了各种重大挑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在全球来看仍然是较高增速。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大环境中，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依然艰巨。但我们坚信，只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深化改革，就一定能够实现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是用不考虑年龄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除以属于官方规定的高等教育年龄组的适龄人口，再乘以100来计算的。